當「沒有全部認罪」就等於「有串證之虞」，緘默權就被自己的法律體系吃掉了。
近來《刑事訴訟法》修法爭議中，有人質疑藍白提案刪除「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作為羈押事由，是在替犯罪集團開後門。但這個說法背後，隱藏了一個很少人正面討論的憲法矛盾：所謂「勾串」，和憲法保障被告「準備訴訟」的基本權利，究竟如何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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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辯護是憲法權利，不是犯罪預謀
先從最基本的法理說起。《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明文保障：被告有充分時間與便利準備防禦，並得與辯護人自由聯繫。 這個保障不只是「可以找律師談話」，而是包括：瞭解控方所持的所有證據、確認各證人的陳述以便有效詰問、與辯護人就對方說詞交換意見並形成反駁策略。
問題在於：上述這些行為，和「勾串共犯或證人」的外觀幾乎完全重疊——都是被告在審判前，主動接觸與案件相關的人士。同樣一個電話、同樣一次見面，在控方眼裡是「串供」，在防禦權框架下卻是憲法保障的訴訟準備。
那麼，這條線應該劃在哪裡？
應然：只有達到犯罪程度才能限制
在法理上，答案其實並不難：唯一可以正當限制被告與共犯、證人溝通的理由，是溝通本身已構成或即將構成犯罪——例如以威脅或利誘迫使證人偽證、共謀提出虛假陳述、或積極毀滅實體證據。
換言之，法律可以禁止「非法影響」，但不能禁止「合法溝通」。被告與辯護人在閱卷後，與關係人核實陳述，是正當的辯護行為，不能因為日後當事人翻供，就追溯定性為串供；被告拒絕認罪、主張自己清白，更不能因此被視為「有串證風險」。
實然：「沒有全部認罪」就算有串證之虞？
然而實務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的認定標準極為寬鬆。司法實務見解顯示，被告尚未全部認罪，就常被視為「有翻供可能」，進而成為構成「勾串之虞」的事由之一。 被告打電話給共同涉案人，無論通話內容，都容易被認定有串證風險。辯護人與被告討論共犯或證人的說詞，哪怕是完全合法的閱卷後討論，事後也可能被追溯定性為串供。
這裡出現了一個根本的邏輯悖論：被告行使緘默權，本是不自證己罪的核心保障；然而一旦緘默、一旦不全面認罪，反而可能被法院認定為「有勾串之虞」，從而支持繼續羈押。
也就是說，沉默的代價不只是「沒有認罪折扣」，而是繼續被關。不自證己罪這個憲法保障，在「勾串之虞」的運作機制下，被制度本身悄悄吃掉了。
三個憲法層次的矛盾
這個問題在憲法層次有三個相互交疊的矛盾，值得正面討論。
第一，緘默權與羈押事由的直接衝突。 如果「未全面認罪」本身就是「勾串之虞」的依據，那麼行使緘默權等於承擔被繼續羈押的風險，緘默權的實質保障已被架空。
第二，翻供是被告防禦權的正當行使。 被告透過辯護人閱卷，瞭解共犯或證人的偵查陳述後，選擇翻供或修正供述，本是訴訟防禦的合法手段，法院在審判中根本無法合法禁止。 既然在審判中無法禁止，以「避免翻供」為由在偵查中羈押，在目的合理性上就站不住腳，更牴觸比例原則。
第三，羈押目的本不包括取供。 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明確指出，羈押的目的「僅止於確保被告到場接受審判、消極地避免串證之危險而已，並不包括蒐集本案犯罪證據，更不包括取得被告關於犯罪事實之陳述」。 換言之，若羈押實質上是為了讓被告在壓力下開口，它在目的上本身就已違憲；與不自證己罪的衝突，是直接而非間接的。
比例原則的底線：禁止接觸，而非一概羈押
比較法的經驗提供了一個更清醒的參照。德國刑事訴訟傳統與英美法系均承認：辯護人得以核實證人說詞、與共同被告溝通；只有在具體事實顯示溝通行為已逾越法律許可、意圖以不法手段影響程序時，才可採取限制性措施，且限制手段應以最小侵害為原則——例如禁止接觸特定人，而非一概羈押。
台灣現行制度以抽象「勾串之虞」作為羈押事由，且認定門檻寬鬆，不要求具體不法行為，與比較法主流方向明顯背離。從比例原則的角度看，在沒有具體犯罪行為的情況下，以「可能勾串」為由限制一個憲法保障的溝通權，所採手段（羈押）相對於其追求目標（預防潛在串證），顯然逾越必要程度。
真正的問題：這是制度漏洞，不是保障壞人
面對這些質疑，常見的回應是：「刪除勾串事由就是在保護罪犯。」但這個說法混淆了問題的層次。
倡議刪除「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作為羈押事由，並非主張被告有妨害司法、偽造證詞的自由，而是指出：在沒有具體不法行為、只有抽象可能性的情況下，以「預防合法行為的潛在濫用」為由剝奪人身自由，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也使不自證己罪的保障形同具文。
真正有問題的，不是這個改革方向，而是一個讓「沉默就等於有罪」、「準備辯護就等於串供」的制度安排——在這樣的制度裡，羈押成了逼供工具，憲法保障成了擺設，而「押人取供」的文化，才有了最穩固的法律外衣。
作者：江建祥律師，1978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服完軍法預官役，返回政大取得法學碩士後，於1983移民美國，並在加州首府McGeorge 法學院取得Juris Doctor 學位。曾任南加州聖伯納帝諾郡副檢察官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專精民刑事訴訟，後轉任律師服務洛杉磯僑界近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