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反中情緒晚近日益高漲。咖啡館張貼告示拒絕接待中國顧客，抗議者經常走上街頭譴責中國共產黨，遊客不當行為的影片在網路上瘋傳後，評論區很快就會被中國國旗洗版。韓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在2025年破紀錄飆升到85%。旅居住在韓國的杜馬斯（Zander Dumas）稍早在《外交學人》（The Dipolmat）撰文指出，當前韓國反中情緒的浪潮之所以與眾不同，不僅在於其強度，更在於其傳播的通路網絡。
杜馬斯指出，中國與朝鮮之間的關係並非韓國人反中情緒的最主要關鍵因素。2004年和2016年，韓國民眾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都徘徊在35%到45%之間，而中國也常被描述為韓國最親密的外交夥伴之一。就在十年前，對中國的敵意還只有現在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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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數位媒體、公眾輿論以及網路政治動員對東亞外交、安全和國內政治影響的杜馬斯指出，這種轉變的規模和速度不僅顯示韓國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也顯示韓國國內政治態度的形成和強化方式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社群媒體的影響下。
自1992年中韓關係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最初幾年通常被描述為蜜月期。貿易迅速成長，韓國企業在中國製造業投入巨資，公眾輿論也多反映了這種樂觀情緒。對中國的負面看法維持在35%左右，而北京則常被描繪成重要的經濟和外交夥伴。
到了21世紀初，這種形象開始瓦解。其中一個導火線是所謂的「大蒜戰爭」。當時，韓國對大量湧入的中國低價大蒜採取了緊急保護措施。北京則以限制韓國出口相威脅作為報復，這使得許多韓國人意識到中國日益增長的透過貿易報復進行經濟脅迫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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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場爭端在像徵意義上更具破壞性。中國於2002年啟動的「東北工程」將古代高句麗王國——在南北韓都被廣泛視為韓國身份認同的基石——重新定義為一個地方性的漢族政權。韓國國內迅速出現強烈反彈，高句麗爭議之後，韓國精英階層對中國的看法急劇惡化。
儘管存在這些緊張局勢，但最終證明損害是可以逆轉的。到2016年，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已回落至30%左右。時任總統朴槿惠出席2015年中國勝利日閱兵式，象徵兩國關係雖謹慎但仍有所緩和。
轉捩點出現在2016年之後。在朝鮮進行氫彈試驗後，首爾同意在樂天集團擁有的土地上部署美國的「薩德」反導系統。中國隨即採取了非正式但有效率的經濟報復措施。在監管壓力下，樂天集團在中國的業務被迫關閉，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隨後，對旅遊和文化出口的限制也接踵而至。
這些措施對公眾認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2022年的一項調查中，67%的韓國人表示，經濟脅迫是他們對中國有負面看法的主要原因。然而，僅憑經濟報復並不能解釋零星的不滿如何演變成一種持久的、帶有身分認同色彩的敵意，並滲透到如今的日常政治論述中。
杜馬斯指出，當前這波反中浪潮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其強度，更在於其傳播的基礎設施。當代的不滿情緒透過演算法驅動的平台進行過濾和放大，這些平台獎勵憤怒、認同和道德極化。指控中國干預韓國內政的虛假敘事在網路上廣泛傳播，並經常被韓國數位媒體生態系統中流傳的誤導性或篡改的內容所放大。
杜馬斯指出，早前圍繞著泡菜和韓服的文化衝突就清晰地展現了這種動態。這些爭端幾乎完全在網路上展開，歷史的細微差別很快就被象徵性的競爭和民族主義框架所取代。在這種環境下，中國與其說是地緣政治行為體，不如說是文明的對手──這種身分很容易被動員起來以謀取國內政治利益。
政治話語集中在少數幾個技術平台上，對民主治理構成了日益嚴峻的挑戰。這些平台對議程設定擁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但監管努力常常被視為侵犯言論自由，而政策分析師指出，這些平台的經濟中心地位使得任何有意義的政治干預都代價高昂。
杜馬斯指出，隨著圍繞中國的言論日趨強硬，社群媒體已成為外交政策偏好形成和限制的核心舞台。數位平台已將零星的爭端轉化為持久的認同敘事，並日益影響選舉動機和政策走向。
忽視這一領域可能會使未來的政府陷入對抗姿態，而這種姿態的持續時間將超過任何單一危機。因此，未來十年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不僅取決於外交和威懾，還取決於韓國能否制定可信的戰略，以應對民族主義的數位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