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市一名黃姓清潔隊員因熱心協助拾荒老婦，將資源回收廠中一個估價僅32元的舊電鍋轉送給對方，未料卻遭同事檢舉，遭依貪污罪起訴。士林地院認定其行為屬職務侵占，但因被告自首、全數繳回、價值甚低且行為輕微，多次減刑後判處3月徒刑，緩刑2年、褫奪公權1年。這起「微罪變重罪」的案件引發社會討論，也讓民進黨立委沈伯洋今（3）日直言，問題根源不在司法，而在立法者長期「只會把刑責加重」的惡習。

沈伯洋表示，外界質疑為何檢察官不能不起訴、緩起訴，為何法官不能免刑，但真正的答案既簡單又無奈：公務員相關犯罪的刑度設計本來就極重、缺乏彈性，一旦被起訴，法官能使用的工具非常有限。法律原設計用於處理微罪的寬典制度，在這類案件中幾乎完全派不上用場，因此法官只能努力找減刑事由，想辦法降低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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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評，這些僵硬的結果不是一天造成，而是台灣長年立法文化的直接反映。每當社會發生事件，立法院幾乎反射性喊「加重刑責」，彼此競相比誰更強硬，只要有人提醒「刑度設計有問題」或「過度僵化」，立刻會被扣上「幫助罪犯」的標籤。在社群時代，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喊重刑，更成為快速取分的政治語言。

沈伯洋表示，他在分析柯文哲圖利案時就曾指出圖利罪的設計極為粗糙，甚至連警察「少開一張罰單」都有可能被解讀為圖利，重罪壓力讓基層公務員人人自危。他認為，今天的電鍋案正是同一問題的延伸，只是這次受害者換成了清潔隊員。

面對部分立委要求總統介入處理，沈伯洋提醒，許多大聲喊著要政治領導者出手的人，恐怕正是平日最愛在立院喊「刑責加重」、不談比例原則的那群人。如今制度僵化造成基層受害，反而推責他人，顯示問題並不是司法過度嚴苛，而是立法品質長年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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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理論上「可罰違法性」也許能作為制度修補，但國家法益案件很難適用，因為其嚴重程度不像一般財產犯罪可依金額衡量。國家法益的抽象性，使得降低刑度、增加彈性更顯必要，但立法者始終不願面對。

沈伯洋強調，此案讓社會看到公務員刑度設計過度僵化、彈性不足的深層問題，也凸顯台灣刑法在國家法益類案件中「重而不精」的結構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