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等中國官媒報道，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的講話，從來就沒有不「重要」的）。習近平的長篇講話，可圈可點之處甚多，堪稱剖析習近平政權本質的一個難得範本。
會場情形相當詭異，坐在主席台上的習近平等政治局七常委全都沒有戴口罩，坐在下面畢恭畢敬地傾聽和做筆記的數百名高級官員個個都戴口罩。誰戴口罩，誰不戴口罩，不是隨意而為，而是精心安排的政治秀，且以黨內權力秩序來確立戴與不戴之標準——不戴口罩是常委的特權，戴口罩是常委之外的官員的義務。
除了三次會議和一次社區露面之外，習近平在哪裡？
據中國官媒報道，這次會議召集了全國十七萬官員以電視電話的形式同步參與。這是當年毛澤東召集「七千人大會」之後的「創舉」，是中共有史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大會。與會的大小官員親眼看到習近平的畫面，親耳聽到習近平的聲音，避免逐級傳達「會議精神」可能出現的偏差和走樣，他們何其幸福。
習近平在講話中承認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對武漢肺炎疫情的定位，這是唯一的一句真話。
習近平聲稱：「中國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現的中國力量、中國精神、中國效率，展現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讚譽。」那些期待習近平認錯、道歉的「好心人」大概要失望了，習近平怎麼會有羞恥感呢？他連古代遇到自然災害就下「罪己詔」的皇帝都不如。
習近平的講話詳述了他如何成竹在胸、指揮若定：「一月七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月二十日，我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大年初一，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二月十日，我到北京市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視頻連線湖北和武漢抗疫前線。」
習近平羅列出四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包括三次會議和一次社區露面，似乎要顯示自己「堅守崗位」，「為人民服務」，卻讓人產生更多懷疑和追問：習近平確實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北京與武漢的距離遠不止一千里，而是一千兩百公里。
武漢及湖北出現疫情已兩個多月，武漢和湖北多個城市封城已一個多月，數千萬民眾在死亡的陰影下哀哭切齒，焚屍爐的煙霧遮天蔽日，若干人家一家三代死絕，作為國家元首的習近平卻從未劍及履及地踏上武漢和湖北一步，他跟湖北和武漢抗疫前線的唯一聯繫就是「視頻連線」。這個時候，武漢和湖北似乎成了遙遠的外邦，成了化外之地，不再是「一寸也不能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國領土。
習近平在講話中勉勵共產黨員說，「關鍵時刻沖得上去、危難關頭豁得出來，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念念不忘炫耀自己熟悉古典詩詞，引經據典地說，「要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韌勁、『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拼勁，沉下心來、撲下身子，這兩個多月時間」。但是，作為共產黨的黨魁，他自己在哪裡呢？他躲得很遠很遠。過去幾年，官媒上每天都是關於以習近平為主人公的鋪天蓋地的報道，微服出訪吃一頓包子也成了石破天驚的大事；然而，在疫情肆虐的日子裡，習近平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二月十日之後，習近平從未深入街道和社區，他的去向大概只有軍營，控制了軍權、安定了軍心，外面死人再多也不怕——就好像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千夫所指的鄧小平早就離開北京，到武漢的解放軍軍營中調兵遣將、磨刀霍霍一樣。
習近平學習毛澤東挑動群眾與官僚之內鬥，自己漁翁得利
疫情肆虐期間，中國亂象叢生。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第十七號通告，因特殊原因必須出城的人員以及滯留在漢外地人員，可以申請出城。但三個多小時後，同一機構又發出十八號通告，全盤推翻前一個通告。十八號通告說，十七號通告是指揮部轄下的交通防控組「未經指揮部研究和主要領導同志同意發布的」，宣布無效。這樣的低級謊言當然不能服眾，就連《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都埋怨這個謊撒得太低級了，居然沒有征詢他的意見。
很多海外觀察家因此指出，中共政權已經失控，上層政治鬥爭加劇，習近平手腳無措，中共覆滅在即。這些看法實在是對中共的權力結構缺乏基本的認識。疫情並未讓習近平失去權力或在黨內受到根本性的挑戰，正如評論人長平所說：「你所看見的基層社會『失控』，正是權力頂層『嚴控』社會的結果。如果當權者真的失控了，恐怕社會反而有機會恢復人倫道德和生活秩序。」
習近平放任基層官員胡作非為，甚至授權給數百萬如同文革紅衛兵、造反派的「紅袖章」肆意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權，如衝入私人家中打砸搶、將所謂的違法者遊街示眾等，不是其黔驢技窮，而是其處心積慮地學習毛澤東的高招。
習近平未必讀過他出訪列國時羅列的書單上的經典名著，但他在知青時代確實熟讀了毛澤東的著述。毛澤東如何抓權，習近平有樣學樣。一九六六年七月，身在武漢的毛澤東寫信給江青，提及對文革的戰略設想：「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毛認為要下定決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形成巨大的衝擊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亂黨和國家正常秩序為代價，才能摧毀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建立起一種新的秩序」。
毛相信，縱然「大亂」造成種種損失，但整體而言為了達到「大治」，付出如此代價也值得。「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甚麼道路可以走，甚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所謂「大鳴大放」，毛其實自始至終都收放自如，一聲令下，數千萬紅衛兵就被當成知青「上山下鄉」，虛耗青春；又一聲令下，軍隊出馬接管黨政機關，學校工廠，「造反派」淪為被整肅的對象。
如果讀過毛時代的這段歷史，對於中國當下的「失控」和「嚴控」就明明白白了。習近平縱容基層「痞子」執法，就是轉移矛盾焦點，製造恐怖氣氛，如果民怨過大，他就出面糾正，從而被民眾感恩戴德，成為曠代聖君。
另一方面，作為專政機器的公安機關，在疫區抓人一點都不慢。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長李京生說：「公安機關針對不配合疫情防控的人員進行打擊，共行政拘留兩萬五千萬人，刑事犯罪三千六百四十四人，批評教育四點六萬人。」其中，「批評教育」的對象當然包括那八位說出真相的醫生——殺死李文亮的不是病毒，而是暴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