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79年1月的橋頭事件，是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它凝聚一群黨外人士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因而成為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今年是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也是高雄政壇面臨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變動，此刻民進黨要反省什麼呢？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在高雄最接地氣的民主前輩，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重新回顧審視台灣追求民主的初心以及這當中的艱困過程，尤其是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 這次由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編撰了「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除了回顧大時代的意義，也希望橋頭事件永不再發生。本書獲得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授權獨家刊出，以饗讀者。本書預計明年1月出刊。
在戒嚴令下發起大型示威行動，必須承擔深不可測的危險，黨外人士的這個決議可說是不顧安危的背水之戰。當時黨外人士個個都被監聽、監視，為了保密，他們絕不用電話連絡，以免消息外洩，他們分別坐車到高雄。有些人在出發之前先慎重交代後事，因為他們知道，在戒嚴令下示威，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1月21日深夜十一點，來自全台重要黨外人士聚會台中省議會會館，桃園縣長許信良、姚嘉文、施明德、艾琳達、曾心儀、張春男、何春木省議員、余陳月瑛省議員等人，共同討論明天的遊行，許信良要余陳月瑛馬上回去高雄，其他人則明天早上九點一定到高雄橋頭慰問余家，大家都接受許信良的建議分頭南下，何春木省議員表示明天一定會到。
余陳月瑛省議員驚惶到把大兒子藏起來
余陳月瑛省議員當時非常驚惶，回到高雄後，趕快把就讀大一的兒子余政憲，帶去娘家高雄市的鹽埕區藏起來，就怕國民黨抄家滅族，對余家的第三代下手。
1月22日上午十點，以桃園縣長許信良為首、包括立法委員黃順興、台灣省議員張俊宏、林義雄、邱連輝、何春木、律師姚嘉文、施明德、陳菊、陳婉真、陳鼓應、王拓、陳博文、曾心儀、蕭裕珍、艾琳達、賀端藩、楊青矗、邱茂男、周平德、林景元、郭一成、魏廷昱、辜水龍、陳永田、胡萬振等黨外人士二十多位、加上部分余家的親友及地方人士，群起在橋頭余家會合。最先抵達余家的陳菊、陳婉真、曾心儀、艾琳達則早已寫好抗議標語、大字報。陳婉真在紅色彩帶上，寫上每個人的名字。
國民黨情治系統已經知道消息了，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派出重兵戒備，南警部與警察局並派人在現場勸黨外人士不要有所行動。隊伍出發前，高雄縣警察局長來電，告訴余陳月瑛，不准黨外人士遊行；還有一位分局長，則擋在余家門口大吼大叫，不准大家出去。
我們不管你的戒嚴令，就是要遊行
但黨外人士不為所動，個個披上寫著自己姓名的紅色彩帶，撐起布條，在律師姚嘉文與林義雄的帶領下，隊伍邁開步伐，衝過警察及情治人員的攔阻，在橋頭街道上遊行。他們先去橋頭的信仰中心「鳳橋宮」祈福，請神明保佑余登發父子的安全；張春男拿麥克風說明遊行的意義，並沿途發放抗議聲明，向橋頭鄉親說明遊行目的，就是要釋放余登發父子。就這樣，開始了台灣三十年來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是手持「堅決反對政治迫害」大布條的陳菊、陳婉真，再來則是曾心儀、胡萬振兩人高舉「立即釋放余氏父子」的大標語。張春男手持麥克風，對著圍觀的橋頭鄉親，控訴國民黨政治迫害余登發父子，同時散發影印傳單，於是二、三十人的遊行隊伍，先在橋頭的街道遊行一次，當地許多民眾都跑出來看，但群眾不敢跟著隊伍走，這個遊行隊伍顯得有點孤單。黨外人士走完一圈之後再回到余家，意思就是要告訴國民黨：就是我，我們不管你的戒嚴令，就是要遊行。
當時在橋頭鄉當鄉民代表的戴振耀與台大學生楊秋興也跑來關心這場遊行，戴振耀看見橋頭的鄉親無人敢站出來，他想幫忙，又不知道要怎麼幫忙，只好跟在隊伍後面幫忙發傳單。余登發的女兒、高雄縣長黃友仁妻子黃余秀鸞，看見戴振耀，就說：「阿耀，你可以幫我去貼這些海報嗎？」戴振耀二話不說，帶著海報與漿糊，與楊秋興一起坐計程車到高雄市的三鳳宮，張貼聲援余登發父子的海報。
同日下午，這群人又坐遊覽車再到鳳山市區及高雄火車站前貼標語、發傳單，並在站前廣場演講，艾琳達、蕭裕珍、曾心儀等人四處發傳單、貼標語，要求釋放余登發父子。
這一整天的行動，可說是台灣戒嚴三十年來，民眾第一次公開向政府抗議的行動，是為「橋頭遊行示威事件」，後來的人普遍以「橋頭事件」來稱義它。
左起郭一成、許信良、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黃順興、施明德、陳菊、周平德、何春木等人，個個身披紅色布條，書寫著自己的名字在余家門口，高舉抗議大布條合影。 圖：陳博文／攝
黨外人士知道，在戒嚴令下參與橋頭示威，是要冒生命危險的，遊行隊伍走在省道上前行。 圖：陳博文／攝
姚嘉文律師走在隊伍前面，與阻擋的警察爭論，我們就是要遊行。 圖：陳博文／攝
黨外人士遊行隊伍抵達高雄橋頭信仰中心鳳橋宮前合影。 圖：陳博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