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79年1月的橋頭事件，是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它凝聚一群黨外人士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因而成為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今年是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也是高雄政壇面臨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變動，此刻民進黨要反省什麼呢？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在高雄最接地氣的民主前輩，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重新回顧審視台灣追求民主的初心以及這當中的艱困過程，尤其是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 這次由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編撰了「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除了回顧大時代的意義，也希望橋頭事件永不再發生。本書獲得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授權獨家刊出，以饗讀者。本書預計明年1月出刊。

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南台灣政壇「余家班」的帶領人、「黑派」創始祖──余登發先生，自1989年9月13日蒙難辭世至今，忽忽已過去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流光歷經多少物換星移，現今年輕的一輩，對這位出生在1904年的老前輩，也許不再熟悉，但對台灣政治發展史有一點認識的人，都深深記得他對台灣民主進步發展的貢獻；而歷史的筆，對這位走在台灣民主運動浪頭的老先覺，也早就賦予特定的歷史定位。

政治生涯

余登發先生自三十二歲(1935年)當選高雄州楠梓庄協議會會員踏入政治事務開始，至1989年辭世的八十六年歲月裡，有五十年的時間，都活躍在政壇。從戰前即參政並延續到戰後，他個人五十年的參政經歷，就是台灣五十年政治史的縮影。余登發先生除了擔任過里長、鄉長、國大代表、水利會主委、縣長之職，更以其獨特的動員和領導能力，率領親族和後進，在南台灣建立一個實力堅強、顛撲不破的反對陣營灘頭堡，至今台灣沒有第二個政治家族的組織結構和影響力能超越之，說余登發先生一手創造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奇蹟式的政治家族，一點都不誇張。

余登發先生一生之中親自上場打過十場選戰，有七勝的紀錄；他領導家族三代打過的選戰近三十場，當選率在八成以上。但余登發先生在選舉戰場的所向披靡，靠的不是巧妙的戰略或滔滔的唇舌，而是長年在地耕耘的厚實根基。早年他以個人擁有的百甲土地作後盾，熱中社會公益及捐獻；終其一生，他都一心為公，不重個人享受，樹立平民化的執政風格，蔚為反對陣營裡的典範人物。

後世學者以「野生的政治家」來定義余登發先生。「野生」意謂著無人牽引、自然發出，說的正是余先生天生天成的政治才情及在野求生的政治理念。

台灣民主化運動先驅者

余登發出身中等農家，本無任何政治養成背景。他在日據時期自商業專科學校畢業之後，出任初級文官之職，在當時，算是高等知識份子，但和政治無關。他後來投身政壇，是命運的偶然加上性格的必然。也因是從百分百的政治素人作起，余登發的政治理念完全從自己的角度建立，他做官做事特立獨行，自訂步伐，不受政治高調的理論束縛，專注於地方自治的理想。

他一生都在和一黨專政的體制對抗，堅守反對立場，透過選舉的方式，讓選民來決定執政人選。而在取得執政的地位之後，他信守「政治人物是人民公僕」的承諾，不收紅包、不取回扣、一切以利民便民為首要，以造福鄉梓為目標。接近過他的人都知道，即使身家富厚、又位居縣長之尊，日常生活裡的余登發，凡是衣著、飲食等種種用度，都厲行極端素樸主義甚至到自苦的地步；然而一旦涉及到民主運動或者造福百姓的公益事務，他卻能慷慨解囊、一擲千金。余登發這種以民為本的仁政心懷，至今都為人津津樂道，傳為政壇佳話。

除了顯赫的政績，余登發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貢獻亦大。他除了是民主化潮流中領航的先驅者，更是觸發政治改革的關鍵人物之一。1979年1月22日，發生在他和其子余瑞言身上的「橋頭事件」，以及同年底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被視為是台灣民主化歷程的重要里程碑；自1979年起，因為這兩大事件的相繼發生，打開了很多台灣人被威權禁錮的心靈、改變了他們長年封閉的想法，甚至變換了他們的政治立場！

1979年發生的「橋頭事件」，至2019年的今日，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來，台灣的民主政治進程，從戒嚴到解嚴、從一黨到多黨、從在野到執政、從街頭到殿堂……，台灣的歷程，不只放在亞洲，甚至放到全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脈絡來看，都是極為成功且動人的故事。而這位「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的故事，更是其中至為寶貴的一章，他的人格特質、他的執政理念，是南台灣政壇的一則傳奇，他曾有的建樹，還持續在利澤百姓、造福鄉梓。哲人雖已萎，然而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至今透過子孫及基金會的力量綿延流傳著。永遠的老縣長余登發，依舊長存在高雄人民的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