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79年1月的橋頭事件,是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它凝聚一群黨外人士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因而成為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今年是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也是高雄政壇面臨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變動,此刻民進黨要反省什麼呢?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在高雄最接地氣的民主前輩,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重新回顧審視台灣追求民主的初心以及這當中的艱困過程,尤其是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 這次由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編撰了「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除了回顧大時代的意義,也希望橋頭事件永不再發生。本書獲得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授權獨家刊出,以饗讀者。本書預計明年1月出刊。

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南台灣政壇「余家班」的帶領人、「黑派」創始祖──余登發先生,自1989年9月13日蒙難辭世至今,忽忽已過去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流光歷經多少物換星移,現今年輕的一輩,對這位出生在1904年的老前輩,也許不再熟悉,但對台灣政治發展史有一點認識的人,都深深記得他對台灣民主進步發展的貢獻;而歷史的筆,對這位走在台灣民主運動浪頭的老先覺,也早就賦予特定的歷史定位。

政治生涯

余登發先生自三十二歲(1935年)當選高雄州楠梓庄協議會會員踏入政治事務開始,至1989年辭世的八十六年歲月裡,有五十年的時間,都活躍在政壇。從戰前即參政並延續到戰後,他個人五十年的參政經歷,就是台灣五十年政治史的縮影。余登發先生除了擔任過里長、鄉長、國大代表、水利會主委、縣長之職,更以其獨特的動員和領導能力,率領親族和後進,在南台灣建立一個實力堅強、顛撲不破的反對陣營灘頭堡,至今台灣沒有第二個政治家族的組織結構和影響力能超越之,說余登發先生一手創造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奇蹟式的政治家族,一點都不誇張。

余登發先生一生之中親自上場打過十場選戰,有七勝的紀錄;他領導家族三代打過的選戰近三十場,當選率在八成以上。但余登發先生在選舉戰場的所向披靡,靠的不是巧妙的戰略或滔滔的唇舌,而是長年在地耕耘的厚實根基。早年他以個人擁有的百甲土地作後盾,熱中社會公益及捐獻;終其一生,他都一心為公,不重個人享受,樹立平民化的執政風格,蔚為反對陣營裡的典範人物。

後世學者以「野生的政治家」來定義余登發先生。「野生」意謂著無人牽引、自然發出,說的正是余先生天生天成的政治才情及在野求生的政治理念。

台灣民主化運動先驅者

余登發出身中等農家,本無任何政治養成背景。他在日據時期自商業專科學校畢業之後,出任初級文官之職,在當時,算是高等知識份子,但和政治無關。他後來投身政壇,是命運的偶然加上性格的必然。也因是從百分百的政治素人作起,余登發的政治理念完全從自己的角度建立,他做官做事特立獨行,自訂步伐,不受政治高調的理論束縛,專注於地方自治的理想。

他一生都在和一黨專政的體制對抗,堅守反對立場,透過選舉的方式,讓選民來決定執政人選。而在取得執政的地位之後,他信守「政治人物是人民公僕」的承諾,不收紅包、不取回扣、一切以利民便民為首要,以造福鄉梓為目標。接近過他的人都知道,即使身家富厚、又位居縣長之尊,日常生活裡的余登發,凡是衣著、飲食等種種用度,都厲行極端素樸主義甚至到自苦的地步;然而一旦涉及到民主運動或者造福百姓的公益事務,他卻能慷慨解囊、一擲千金。余登發這種以民為本的仁政心懷,至今都為人津津樂道,傳為政壇佳話。

除了顯赫的政績,余登發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貢獻亦大。他除了是民主化潮流中領航的先驅者,更是觸發政治改革的關鍵人物之一。1979年1月22日,發生在他和其子余瑞言身上的「橋頭事件」,以及同年底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被視為是台灣民主化歷程的重要里程碑;自1979年起,因為這兩大事件的相繼發生,打開了很多台灣人被威權禁錮的心靈、改變了他們長年封閉的想法,甚至變換了他們的政治立場!

1979年發生的「橋頭事件」,至2019年的今日,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來,台灣的民主政治進程,從戒嚴到解嚴、從一黨到多黨、從在野到執政、從街頭到殿堂……,台灣的歷程,不只放在亞洲,甚至放到全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脈絡來看,都是極為成功且動人的故事。而這位「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的故事,更是其中至為寶貴的一章,他的人格特質、他的執政理念,是南台灣政壇的一則傳奇,他曾有的建樹,還持續在利澤百姓、造福鄉梓。哲人雖已萎,然而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至今透過子孫及基金會的力量綿延流傳著。永遠的老縣長余登發,依舊長存在高雄人民的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