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曾在今年4月刊登於「紐約客」雜誌的專訪中承認，他筆下的江湖傳奇故事，其實就是現代政治寓言的展現。
「紐約客」（The New Yorker）今年4月刊出一篇由傅楠（Nick Frisch）執筆的金庸專訪，作者在文中說，4年前他曾在香港專訪金庸，作者詢問金庸有關他作品的政治意涵，一向斷然否認自己的小說是關於現代政治寓言的金庸，竟出人意表地承認了。
金庸回答說：「你說神龍教的洪教主？是的，神龍教說的確實是共產黨。」他言下所指是他最後一部作品「鹿鼎記」中的神龍教教主洪安通。
金庸承認，他後來幾部作品的確是文化大革命部分事件的寓言。
傅楠表示，寫於1950年代末期的「射鵰英雄傳」，內容敘述古代北方遊牧民族侵略中原的故事，藉以捕捉共產黨占領大陸帶來的創傷。故事的主角面臨和金庸世代相同的挑戰：決定加入新興的北方政權或是逃往南方成為愛國遺民，永懷失去故國河山的悲痛。
他指出，「射鵰英雄傳」雖是一部武俠小說，但卻喚起中國書寫歷史最核心的隱喻：以歷史為鏡，凝視古往，以求燭照當下。
傅楠表示，金庸的武俠小說為中國人保留住強有力的想像力。
他說，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一度把金庸納入企業精神中，他要求每位同仁選擇一位金庸筆下的人物來代表自己的性格，並要求他們遵守「六脈神劍」，也就是一個武俠風格的公司信條：客戶第一、團隊合作、擁抱變化等等。
金庸作品有一特色是女性粉絲比任何其他武俠小說作者都來得多，部分原因或許是他的書出現武俠類作品少有的情愛糾葛。
傅楠認為，金庸的另一貢獻是他於1959年創辦「明報」，延攬許多來自大陸的史學家和詩人，賦予明報和他的小說一種古典的質感，而這一特質已被共產黨文化改革消滅殆盡，不見於改革之後的中國文學，包括多數被翻譯成英文的當代中國作品在內。
金庸本人並寫文章和社論批評毛澤東推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招致香港的地下共黨人士揚言對他不利，金庸1967年一度離開香港避居新加坡。
1981年，金庸在香港的名聲讓他得以獲邀前往北京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坦承自己是金庸鐵粉，金庸則說他佩服鄧小平的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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