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有國語的公廣集團（公視與華視），也有客語的客家台，連人數最少語言卻多的原住民也有原民台。但使用人數最多的台語，卻始終沒有台語公共電視台。2017年6月29日《新頭殼》報導〈催生台語公共電視台 49立委響應支持〉：

「34團體共同發起成立的『催生台語公共電視台聯盟』，取得跨黨派49位立委響應訴求，今（29）日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要求成立『台語公共電視台』，除修訂公視法，為避免曠日費時，也應優先恢復2007年已於高雄市正式掛牌的公視南部台。……

文化部長鄭麗君第一時間表示支持修公視法及國家語言發展法，但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何宗勳強調『不用等』，只要行政院長林全與文化部同意，能馬上把公視南部台恢復。他也表示，可先編列編預算做好軟體部分。」

民進黨在國會已擁有絕對多數，在中央也使完全執政，但在國客原三語之外，設立唯一還沒有公視的台語公共電視台，究竟是遭遇了什麼樣的困難？誰在攔阻？又為什麼要攔阻？鄉民們不懂，就請看這張劇照，

這是剛下檔的連續劇《五味八珍的歲月》，劇照中很清楚就是兩個年輕女生是主僕關係，因此一白一黑，一高一矮，而且高的還穿高跟鞋要顯得更高，矮的反而穿平底的女用反攻大陸鞋（聽過這鞋名的最少50歲），一挽皮包一提菜籃，一穿裙一著褲。請問這兩人誰是主子？誰是奴才？看照片就不會還有人猜錯吧？

儘管服裝造型已經這麼明顯了，但為了要讓觀眾加強印象，遙控器按了聲音鍵，這兩個年輕女生還必須一外省國語一台灣國語。這齣連續劇若出自編劇大人的憑空想像，那麼您愛怎麼瞎掰是您的創作自由。但既然標榜是改編一代名廚傅培梅的同名回憶錄，這年代要搞當年的莒光日教學，也該稍微尊重一下原著吧？

1950年代在台北的外省人要找台籍女傭，有很多日治時代就是在日本人家裡幫傭的，日語說的就跟日本人一樣流利。而且他們被日本人訓練得坐有坐相（日式坐法），打掃日式房屋又快又好，但戰後日本主人被「引揚」（遣返）後，佔住這些日式房屋的新來權貴，並不一定懂日語，只好讓這些專業的台籍下女講台灣國語，主僕間雞同鴨講。

但傅培梅在回憶錄裡說的很清楚，她小學時讀的是專收日本孩子的日本學校，中年後她日語依然流利到能在日本主持烹飪節目，1950年代她家裡若要找個台籍下女，為何要讓對方說彆腳的台灣國語？

至於1950年代傅培梅在台北的市場買菜，直接跟攤販用日語討價還價即可。當年台北市內原本日本人集中的區域，附近的市場如東門市場，攤販到1990年代都還會說日語。仁愛路上東門長老教會的玉蘭莊，是提供嫁給台灣人而沒被遣返的日籍婦人以日語做禮拜，1995年出版的《玉蘭馨香─玉蘭莊創立15周年紀念集》，就有提到這一點。我爸爸當年也這樣買菜的啊！哪裡需要帶個說台灣國語的下女來翻譯？

那麼編劇大人為什麼一定要違反作者本意與歷史情境，虛構這樣一個不說日語，偏要說台灣國語的台籍下女的腳色？這套數十年如一日的編劇公式與腳色設定公式，一來不用日語就能保有中國市場，二來中國弱智群眾的玻璃心，也就只吃「兩岸一家親」這一味；但最重要的還是為了鞏固營造戒嚴時代至今的主僕秩序。

1970年代國民黨在學校裡力推抓學生說「方言」（其實就是只抓台語），班上有幾個同學因為在家裡長輩都說台語，他們幾個只要在一起，台語就常脫口而出，所以很容易就被罰。但另有幾個眷村來的孩子，因為根本不會說台語，所以從未被罰過，每次都還去檢舉同學，就像馬英九當年在美國留學時、對保釣、台灣同鄉會同學常幹的那種「大義滅親」。　　

三十多年後在同學會上，有位同學提起當年在班上說台語被處罰的往事，旁邊這位專程從美國回台的眷村同學，就堅持校方只是推行國語，沒有說方言被罰這種事，因為他從未見過，也從未被罰過。兩個人從一開始還都用國語爭論，到最後變成一個用國語、一個用台語對罵，沒有我們幾個人眼明腳快的擋在中間，他們早就打起來了。之前就算是2004年總統大選前夕，我們的同學會也從不曾爆發過這麼不愉快的事。 　　

當場我不發一語，幸好我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寫日記，回家後我找出當年的日記掃描後，在我們的網路社團裡公布，大多數同學留言也都接受了我的看法，當年班上真的有過語言迫害，同學之中也有「落扒仔」。結果那位眷村同學從此沒參加過同學會，連我們的網路社團也退出了。　　

為什麼至今仍有這麼多人在阻擋設立公共電視台？他們在害怕什麼？戒嚴時代有位來自眷村的知名女作家，回憶青少年時最快樂的事，就是男男女女相約一起去踏青，然後溜進本省人的果園，也不管熟或不熟就亂摘，不好吃就棄之於地。農民發現自己辛苦栽植的果物被猴群一般的畜牲糟蹋，追出來用他們聽不懂的台語咒罵，他們卻仗著自己這邊人多，一路笑著鬧著離開，這就是他們的青春記事。

是怎樣一個扭曲的國家，當年能讓鷹犬管控的報紙，刊出這種文章？因為他們眷村裡沒地方能種果樹，因為他們的父親在前線勞苦功高，拿點水果就算是勞軍……一群年輕人無知也就算了，一個作家到老了仍無知還是算了，但媒體從上到下的編輯外帶情治機關派來的鷹犬，都沒發現這種「踏青」（踐踏未熟果物），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辛勤耕耘上，是多麼惡質的行為，這比偷吃還惡質百倍。

我常在思考那個畫面，那個用眷村青年男女聽不懂的台語在咒罵的倒楣農民，說的不也就是他對黨國體制、對高級外省人的淒厲控訴？他們當然害怕設立台語公共電視台，因為他們永遠不想聽到，更恐懼聽懂這些倒楣農民的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