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2月20日台北市政府帶領了26位官員、5位市議員和39位媒體工作者前往香港和新加坡進行為期5天4夜的參訪,主軸即是星港的公營住宅,相對照於台北市力推的出租公營住宅政策,或許因為國家輿情和社會發展狀況不同,「他山之石」不見得能攻錯,但以其在住宅議題上所呈現的觀點以及所引發的問題,或可讓台灣不論是在打房措施或推動社會住宅的做法上,引以為借鏡,本系列專題將分為3篇,分別是香港篇、新加坡篇和台北篇。

從紫荊花革命看香港公屋問題

正當茉莉花革命在全球延燒之際,香港卻出現了「紫荊花革命」的呼聲,抗議政府的財政預算案漠視民困,港府雖迅速轉向,發放每位18歲以上的永久居民6千港元(約24000元新台幣),並寬減薪俸稅和個人所得課稅75%,但該杯水車薪的救急措施難以回應民意,於是3/6有上萬人(官方數字是6840人)走上街頭,百餘人遭逮捕。

其間所透露出的嚴重貧富差距問題,事實上,也在台灣社會底層蘊釀著,以最近討論沸揚、被視為「打房」的奢侈稅開徵問題來看,顯示執政當局其實也注意到社會公平性所可能連動產生的影響。

房價漲幅全球第1 租公屋至少等3年

根據在線房地產調查公司Globalpropertyguide.com所發布的「全球房價最高城市」排名顯示,2010年香港以平均每平方英尺1373美元排名第4,比2009年前進1名。而香港房價的漲幅在2008年,排名世界第20,2009年漲幅就躍升世界第一。但2010年香港經濟仍成長6.8%,顯然經濟繁榮的成果並不能讓許多中產階級及底層百姓所感受分享,大多數市民仍蝸居在尺斗小屋中。

這樣的狀況是意謂著香港從1953年即展開的「公共房屋計劃」未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嗎?還是1973年因應成立的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仍力有未逮?其實綜觀香港的住宅現況,應該說是「公屋政策」在地狹人稠的香港,遠遠追不上地產炒作的腳步。

根據房屋署的資料顯示,香港現有人口約7百萬,有3成住在公屋(158個屋邨、71萬個單位),平均每戶住2.8人,每人平均居住面積為12.7平方米,整體平均租金為1395港幣(約新台幣5300元)。

而未來5年,房屋署平均每年會興建1萬5千個單位,鎖定有資格申請公屋者須是沒能力租住私人物業的低收入家庭,但從登記到等候公屋的時間平均就要3年之久,甚至有很多香港的市井小民為求「上樓」(即擁有租住公屋的資格,個人月平均收入約2萬8千元台幣),寧願放棄加薪,以求資格符合,有便宜的公屋可租,由此足見其供需不符的窘境。

香港怪現象--豪宅與籠屋成諷刺對比

香港雖於1997年回歸中國,但多年以來,作為中國最具國際化的都市、亞洲國際金融中心,雖經歷數次危機,但仍能在外表保持著璀璨和華麗,但在華麗的背後,社會的底層卻也深不見底。

根據2008年香港政府統計署的數字顯示,香港還有約10萬人正居住在籠屋、板間房及天台屋等各種不適切的居所,主要是失業人士、獨居長者、低收入家庭及領取社會救助金等社會底層百姓。這些住所的衛生環境惡劣,異常擠迫,但每呎租金媲美豪宅,單單一個床位大小的「籠屋」每個月就需支付1千多元港幣(約台幣4千多元)的租金。

其中,看來和香港光鮮背景格格不入的「籠屋」,是指在香港市區內,屋主將其已經夠狹窄的住宅,再加以分割成眾多床位所組成的居所,居住者多半為單身、從事勞動工作的男性,通常都會將自己所有的財物和雜物放到床上,生活和睡覺都在裡面。為保護個人財產,他們會在床的四邊加上鐵絲網,成為香港現存特殊居住型式。

回顧「籠屋」的發展背景,可追溯自1950年代,由於中國內地局勢受到政治風波影響,大量移民為尋找更好的生活而湧入香港;1960年代起,在戰後嬰兒潮及移民潮影響下,香港人口大幅提升,龐大的人口壓力造成巨大住宅需求,社會開始對租金便宜的床位寓所需求殷切。

「籠屋」大多位於老舊樓宇內,目前全港估計還有1萬多戶的籠屋尚待解決。籠屋居住條件極差,一座籠床有2至3層,居住面積只有3平方公尺,不含獨立廁所及廚房、缺乏通風系統,空間狹隘,僅供棲身之用,衛生和消防問題對租戶構成嚴重威脅,夏天高溫更達40餘度,燥熱及惡臭難耐。

更令人驚訝的是,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公布「2010年非長者單身人士住屋需要研究報告」指出,80後居住於籠屋、板間房等惡劣居所的人數還有上升的趨勢。

房屋署的數據也顯示,去年5月公屋輪候冊共有2.2萬宗未滿30歲的單身人士申請,較前年同期上升近3成,是歷年最高。

錢滾錢 重建局反而藉都更獲利

2001年成立的香港市區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是香港市區更新的執行機構,它是一個「法定機構」,性質是非營利社會企業,以臺灣用語而言,是一個具法人地位的公益機構,最高任務為解決香港的市區老化問題。

據統計,目前在香港的4.2萬幢的私人樓宇中,仍然有1.6萬幢的房子超過30年屋齡,其中「明顯失修」者,超過2千幢,隨時有公安問題,設施破落樓宇的居戶多半是香港的弱勢群體,著名「籠屋」即為最顯著的例子,因此協助老舊建物更新,對於港府來說,不僅是居住條件改善,也是社會問題的處理。

值得和台北都更比較的是,香港市區重建局現約有4百名職員,最高權力架構是董事會,共設置17位董事成員,包含屋宇署署長、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地政總署署長、規劃署署長及立法會議員、學者和社會工作者等,但在財務運作上,所用的資金是2002年6月由香港立法會通過在5年內挹資的100億港元,之後即自負盈虧。

但香港的高房價,使得2008年營虧45億港元的重建局,2009年度起已營運盈餘達69億港元,截至2010年3月底,重建局歷年累積盈餘更達67億3千萬元,資產淨值達167億元(包括政府分5期注資的100億元)。

當豪宅遇上籠屋 貧富差距惡化足以釀災

香港的各項國際排名顯示經濟指標優於社會指標,以短期而言,可持續發展。但從長遠來看,香港要保持其競爭力,還有很艱難的路要走。

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調查數字顯示,2010年上半年香港的貧困人口達126萬人次,佔全港總人口的18.1%,是有史以來最高的,而高收入階層平均月薪是3.3萬港元(約台幣13.2萬元),是低收入戶的2.7倍,所以,不僅是貧困人口數創有史以來最高,富豪人數也達有史以來最高,這使得香港的貧富差距更加惡化。

而引發「紫荊花革命」、由港府財政司長曾俊華所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更創造了「N無人士」的名詞,意指無公屋、無交稅、無差餉等未獲預算案惠民措施所涵括的人士,更充份顯示港府預算案忽略社會底層的聲音。

而「N無人士」也不再是缺乏工作能力而導致其生活出現匱乏的老弱病殘者,現在更不乏「在職貧窮」者也入列,和台灣近年來所討論的社會議題如22k、人力派遣等,其實有若干相似之處。

貧富懸殊不僅顯示在數據上,更是眼睛看得到的現實面,當金碧輝煌的豪宅與蛇鼠橫行的籠屋比鄰,就是對香港的一大諷刺。雖然港府希望以公屋來解決民眾「住」的問題,但顯然緩不濟急,以紫荊花革命來看,港民已等不及虛應似的交代,他們想掌握的是能握在手心、更踏實的未來。

牛頭角上邨的前身是政府廉租屋邨,位在2003年爆發SARS疫情的淘大花園旁,重建時,建築師特別著重「通風」設計,在各棟大廈中間留下「通風廊」,避免空氣不流通、爆發傳染病的憾事重演,這也讓重建牛頭角上邨,成為香港第1個採用微氣候研究工程的建案。圖片:謝莉慧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