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哲斌事件除了引發社會對置入性行銷的關注，也讓大家注意到媒體從業人員如何在惡劣環境下自處。來自香港的紀錄片工作者陳浩倫今（28）日表示，記者應該先思考的是，自己先是一個公民，後才是一個記者，以此觀點來看，主流記者與公民記者孰優孰劣的討論完全沒有意義。

陳浩倫在「新頭殼newtalk.tw」網路直播互動節目中，介紹了他最新的作品「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這部紀錄片紀錄了香港反高鐵運動中媒體的角色，陳浩倫訪問了好幾位採訪抗爭現場的主流媒體記者，讓大家了看見社會運動與媒體之間的關係，也讓我們得以一窺少數記者在面對公義與收視率時的內心衝突。

人在台南的紀錄片工作者紀岳君透過電話連線表示，他自己兩年前在紀錄慈濟內湖開發案時深刻感受到政府資訊的不公開，讓獨立媒體人或紀錄片工作者在進行資料蒐集分析時困難重重。陳浩倫則提出香港獨立記者的做法，是透過個別對社會運動友善的主流記者，透過主流記者的配合讓他們可以獲得拿不到的資料或是訪問到難邀訪的對象，形成某種分工合作的關係。

兩人也針對政府進行置入性行銷的現象分享自己的觀察，曾參與「農村再生條例公聽會網路直播」的紀岳君提到，那時候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以及野草莓電視台三個小眾媒體組成「三小媒體」小組進行公聽會直播，那時候他才赫然發現農委會對各大主流媒體「置入」的力量有多強大。紀岳君點名農委會主委陳武雄，寧可上遍各大新聞台的專訪或專題報導，也不願意接受公民媒體邀訪、對談。

陳浩倫則認為香港政府的置入行銷不如台灣嚴重，他說在香港搞置入性行銷最嚴重的是地產商，反而政府的置入比較少見，香港政府比較會買大量的媒體廣告對民眾進行疲勞轟炸。

談到今年台灣有多個新聞獎項頒給了曾任聯合報記者的公民記者朱淑娟，後續帶出一些關於公民記者得獎的討論，有主流記者回應道：「留在主流其實需要勇氣」，也有主流記者點出：「朱淑娟受過聯合報的訓練，她的得獎並不奇怪」。對此，陳浩倫認為留在主流無關乎勇氣，應該思考的是：「一個記者先是公民的身分，後才是記者的職業身分」。

紀岳君曾和朱淑娟在「三小媒體」小組中合作過，他認為朱淑娟的得獎也凸顯公民記者的局限，因為她的文章只能在自己的部落格進行小眾的傳播，而且公民記者的採訪資源也不如主流。紀岳君更關心的是，如何透過公民記者形成的社群，來將公民記者的力量更為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