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探討校園暴力與防衛教學的劇集《鐵拳教育》在台韓兩地引發巨大迴響，劇中一句「如果大人害怕小孩，這個世界就完蛋了」，精準戳中了無數第一線教育工作者與家長內心最深沉的恐懼。諷刺的是，這部影劇中的各該虛構情節，正是台灣校園的現在進行式。

為了杜絕校園霸凌、修補千瘡百孔的校園安全網，教育部近期研擬引進退休軍警擔任「第五級保全」。此舉一出，隨即引發部分社運團體關於「威權復辟」與「教官返校」的質疑。
（坦白說，筆者走過那個年代，體感上不覺得教官有灌輸甚麼樣的黨國意識型態，反倒是看著那些被師長認定為「問題學生」的人物，好似都與教官處得不錯，起到一定程度的安撫功能。因此，往昔教官制度，究竟是功或過，有過親身經歷的您，覺得怎麼樣呢？）

然而，回首台灣當前的時空環境，在民主深化與社會監督臻至完善的今天，媒體、輿論與家長的「LINE群」，早已能有效防範此類人員進行校園安全以外的「思想改造」工作。將其角色嚴格定錨在「維護校安」的範疇，不僅是務實的治安考量，更是對當前校園失序現狀的一帖猛藥。

「教官退場」與「教權不彰」的雙重夾擊

回顧近年台灣校園的亂象，從震驚全國的校園割喉案，到家長們寧可擠破頭、砸重金也要將孩子送進管教嚴格的私校，這無一不反映出大眾對公立校園安全感徹底崩潰的集體焦慮。

試問校園何以至此？表面上的緣起，或許是過去幾年「軍訓教官全面退出校園」政策所留下的防衛破口，畢竟少了這些「練家子」在第一線協調與震懾偏差行為，校園安全確實少了最直接的屏障。
但更深層、更具毀滅性的因素，則是台灣教育現場長期以來的「權力易手」。在當年一波波以進步為名的校園解構運動中，教師、乃至於學者專家的教學專業與授業權威，在體制內已被剝奪得蕩然無存。

近期網路上流傳一段耐人尋味的剪輯影片，將《鐵拳教育》那句「大人害怕小孩」的名句，與當年反課綱運動中、清大學生陳為廷在立法院公聽會上痛罵教育部長蔣偉寧的歷史畫面兜在一起。畫面中，學生的大聲咆哮與部長的唯唯諾諾，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如今重新憶及，台灣「教權不彰」的悲劇，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吧！

錯置的教權天平，當「國小生代表」與「學術權威」同框……

儘管當年所追求的，是教育現場的平權，然而，不可諱言，解決的手段，卻是用了最為「民粹」的安排。
為了回應學生的抗爭訴求，當時的「課程審議會」（課審會）正式修法納入「學生代表」。這群代表在會議中不僅僅只是列席諮詢，而是擁有與學養有成的資深教授、部會首長等代表，毫無二致的完全發言權、提案權與最終表決權。

誠然，這在程序上確實做到了極致的「平權」，但將正在受教、知識體系尚未健全的學生權限，提升到與授業師長一模一樣的高度，這真的合理嗎？
更別提當年的遴選過程中，甚至曾出現國小生、國中生擔任代表來審查全國教育藍圖的荒謬現象。這種「學生反過來指導老師該怎麼教」的體制錯置，引致當時社會流傳著「沒到過台灣，不知文革還在搞」的揶揄話，何其諷刺！

時空變遷的權力再翻轉：褪去威權陰影，回歸教育專業

平心而論，我們或可理解當年在馬政府執政時期，社會與學生普遍對其施政缺乏信心，加上過去黨國體制的歷史陰影猶存，讓大眾難免擔心課綱會隱藏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與未盡客觀的素材內容。基於對未來學習的焦慮，學生希冀更進一步了解、甚至進入到審議過程，或許有其歷史脈絡下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然而，事過境遷。如今，當年站在學生背後、高舉這群進步價值的政黨與社運力量，已經在台灣連續執政長達十年。當年的「反抗者」早已成為如今的「當權者」，更況過去大眾所擔心的黨國威權復辟情事，在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下，根本不可能再發生。
基此，當往昔的威權陰霾已然消散，諸如課綱修訂、乃至於更大規模的教育政策議定，難道不該是時候褪去「政治正確」的外衣，重新回歸科學、心理學與學術的專業了嗎？

從訴求透明到重返黑箱：「課審會」機制的各種神隱

事實上，現今課審會機制的實質功能式微，早已是公開的秘密。除了基於課綱穩定而不再需要密集開會外（課綱是上路了沒錯，但擺明了問題叢生，都沒必要開個會聽取建言？），更諷刺的是，當初打著「公開透明、拒絕黑箱」旗號所建立的「學生代表」機制，如今現任代表究竟是哪些人、具有何種背景，往往都被以《個資法》、涉及隱私的理由，並未對外向大眾揭露。

這種「享有實質決策權、卻躲在保護傘後拒絕公眾監督」的「黑箱」作法，早就悖離了當年學生訴求的初衷。對此，合理的解釋只有一種可能：這個曾經激進的機制，在現下已形同雞肋，相關的主導權正在政府與教育界的默契下，逐步回歸到學者專家與學校教師手中。這無疑是好事，因為這或許正是台灣翻轉教育現場權力嚴重失衡、重新校正回歸的濫觴。

教權翻轉的十字路口，重新審視百年大計的契機

「如果大人害怕小孩，這個世界就完蛋了。」這不只是《鐵拳教育》的靈魂台詞，更是台灣教育改革三十年後必須嚴肅面對的暮鼓晨鐘。當前的校園環境之所以變得如此危險，教權萎靡，就是箇中關鍵。

有別於往昔電影《返校》中所描繪、那種充斥白色恐怖與思想箝制的舊時代，在當前民主體制已臻健全、社會輿論監督力量完備的台灣，大家根本不需要過度焦慮把「教導與管教權力」交還給老師，會引發什麼「威權復辟」的情事。
相反地，只有當教師們能夠重新獲得體制所賦予的尊嚴，才會有勇氣與誘因，挺起腰桿、秉持愛與關懷的教學專業，建立起嶄新的師生關係，進而實現春風化雨的理境。

也唯有在師道重建工程奏效、風行草偃的善循環之後，校園的秩序與安全網才能一步步獲得實質修復。這是一項漫長且艱難的課題，絕非一蹴可幾，但國家總是要起個頭。或許，全面且務實地盤點教育政策當中、類似課審會這類「扭曲權力」機制的存廢，就是改變全台教育體質的重要契機。

不可諱言，在過去的威權校園裡，確實曾出現過傷害學生尊嚴的「恐龍教官」與「恐龍教師」；然而，對比現下校園裡動輒投訴、稍不順心便公審師長、逼得專業退場的「恐龍家長」與「恐龍學生」。您覺得，我們該怎麼選呢？
答案，想當然爾，「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都要」。如何重新審視教育現場的權力失衡窘況，以師道的良序為宗，打造出一個「師長有責，學生有禮，家長有愛」的校園環境，則台灣的百年大計，才有可能照進希望的曙光。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