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7日，日本參議院以187票贊成、58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確定將於7月成立「國家情報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此視為「情報改革第一步」，強調其目標在於提升情報蒐集、分析與決策能力，保護國民安全與國家利益。新機構除整合原本分散於內閣情報調查室、公安調查廳、警察廳及其他部會的情報資源外，更將大量延攬AI、網路安全及外語專業人才，以強化假訊息防制與新型態威脅應處能力。表面上，這是一項日本國內的行政改革，但若從東亞權力結構與國際安全秩序來看，其所反映的卻是一場正在成形的戰略轉向。北京之所以高度關注，甚至迅速以「軍國主義復辟」、「情報軍事化」等歷史性修辭加以批判，並非因為日本成立情報機構本身，而是因為中國已敏銳察覺：日本正在從戰後被動防衛體制，逐步轉向具有主動情報能力與灰色地帶應變能力的新國安架構。

    從傳統安全理論角度觀察，國家情報體系向來是國家權力的重要支柱。冷戰時期，美國CIA、英國MI6以及以色列摩薩德等機構，不僅是蒐集情報的工具，更是維持國家安全與戰略威懾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長期受制於戰後體制，情報機關分散於各省廳，形成「政策協調強、情報統整弱」的制度缺陷。當面對中國軍事擴張、北韓飛彈威脅以及跨國網路攻擊時，既有制度已逐漸無法滿足國家安全需求。日本政府因此選擇重構情報體系，建立統一指揮中樞，以強化跨部會協調與快速決策能力。然而，若僅從軍事安全理解這次改革，仍不足以掌握其真正意涵。近年國際安全環境最大的變化，在於威脅形式已從傳統軍事衝突逐漸轉向「非傳統安全」與「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資訊操控、認知作戰、經濟脅迫、供應鏈滲透、科技竊密與人工智慧假訊息，正逐步取代坦克與飛彈，成為影響國家穩定的新型武器。事實上，日本政府此次特別強調延攬AI與網路專業人才，正是因為其已意識到未來情報戰的核心戰場不在前線，而在演算法、社群平台與輿論空間。

    近年來，日本遭遇的資訊威脅持續增加，從中國背景駭客組織對政府機關與企業的攻擊，到針對日本選舉及社會議題的假訊息操作，均顯示東亞地區已成為全球認知作戰的重要前沿，尤其2026年初日本眾議院選舉期間，生成式AI偽造影片、深偽技術（Deepfake）以及機器人帳號的大量出現，已使日本社會開始重新思考資訊安全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日本國家情報局的反應，本身就反映出一種典型的認知作戰模式。中國官方與部分官媒迅速將日本情報改革描述為「軍國主義復辟」，並試圖將其與二戰歷史記憶連結，這種論述表面上是在討論歷史，實際上卻是在利用歷史創傷作為認知武器，藉此削弱日本國內改革正當性，並向周邊國家輸出對日本的不信任感。從建制分析角度觀之，這是一種制度性敘事競爭。

    北京所擔憂的並非日本是否軍事化，而是日本是否具備更完整的情報整合能力。一旦日本能夠有效掌握科技滲透、經濟間諜、認知作戰及地下統戰網絡的運作模式，中共過去在灰色地帶運作的成本將大幅提升。近年多起涉及中國背景的科技外洩案件，已使日本政府逐漸警覺，例如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研究員涉嫌長期向中國輸送敏感技術，以及多家日本高科技企業遭受網路滲透事件，都顯示國家安全威脅已從傳統軍事領域擴展至科研與產業體系。因此，日本國家情報局的成立，其實是國家治理模式的一種升級，其象徵日本開始認知到：二十一世紀的安全競爭，本質上是資訊整合能力與制度韌性的競爭。

    對台灣而言，這項發展具有更深層意義。根據相關研究與國安單位評估，中共近年對台認知作戰的目標已從單純宣傳親中立場，轉向加劇社會分裂、削弱抗敵意志、降低國際支持以及製造制度失靈，尤挹2026年地方選舉即將到來，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技術的快速進步，已讓資訊操控進入全新階段，中國影響力行動正逐漸由傳統內容農場轉向更細緻、更難追蹤的精準敘事操作。透過AI生成內容、虛假社群帳號以及演算法推播，可針對不同族群量身打造訊息，並利用既有社會矛盾進行放大，這種模式與傳統宣傳最大的不同，在於其並非試圖說服所有人，而是選擇強化社會裂痕。當社會開始圍繞能源、居住正義、世代對立、兩岸政策或地方建設等議題相互敵視時，外部勢力其實已經達成目標，因為民主社會最大的弱點，不是缺乏自由，而是自由可能被利用來削弱自身，這也是台灣與日本共同面臨的新課題。

    未來的台日的合作，不應僅侷限於觀光、經貿或半導體供應鏈，而應進一步發展成「民主韌性聯盟」，例如雙方情報單位、資安機構及智庫，可建立常態性合作平台，針對虛擬貨幣金流、AI深偽影音、境外資訊操作與選舉干預模式進行情資交換。日本國家情報局強調的AI與網路人才培育方向，亦可與台灣數位發展部、國防安全研究院及相關民間社群形成合作網絡，共同建立東亞民主國家的數位防線。更重要的是，台日合作必須從「傳統安全」跨越至「民主安全」，實乃今日東亞最大的威脅，未必是戰爭本身，而是在戰爭發生之前，民主社會已經被資訊污染、信任瓦解與制度侵蝕所削弱。

    日本成立國家情報局，不只是組織改革，更標誌其開始正視灰色地帶衝突已成為國家安全核心課題。對北京而言，這意味著其長期依賴的滲透、統戰與認知作戰將遭遇更高強度的制度性反制；對台灣而言，則是一項重要啟示，即面對人工智慧時代的複合威脅，國家安全已不只是軍人的責任，而是整個民主社會的共同構建工程。當情報戰、資訊戰與認知戰逐漸成為東亞地緣政治的新常態，真正決定未來勝負的，或許不是誰擁有最多飛彈，而是誰能夠維持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並建立足以抵禦滲透的制度韌性。日本的國家情報局，正是在這場新型態安全競賽中的一次制度回應，而台灣是否能夠把握此一政治利基（Niche），偕日本共同構築民主韌性的聯防體系，將成為未來台海安全與東亞秩序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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