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圍繞翡翠水庫收費的爭議,再度突顯台灣跨區資源治理的結構問題。當供水範圍跨越行政邊界,成本分擔與收益分配卻仍依既有體制運作,制度落差便逐漸浮現,也使原本的技術問題轉化為治理與公平性的爭議。
翡翠水庫雖由台北市管理,但其集水區主要位於新北市。長期以來,為確保大台北地區水源穩定與水質安全,當地土地利用受到高度限制,地方發展空間也相對受限。換言之,部分區域承擔環境與發展成本,但效益卻擴散至大台北都會生活圈。這種「成本在地化、利益外地化」的結構,在公共資源治理中並不罕見,但也正因如此,更需要制度性補償與跨區協調機制,而非僅由單一行政或財務單位各自計算得失。
若單從台北市財政或台電營運成本出發調整相關費用,而未納入區域承載責任與公共利益分配,就容易使政策爭議從技術問題轉化為公平性問題,進一步削弱制度信任。另一方面,台灣電力公司作為國營事業,其成本結構最終仍會反映至整體電價或公共財政。簡單講,任何看似局部的費率調整,實際上都可能由全體用戶共同承擔。因此,地方政府與國營體系之間的協商,本質上並非單純交易,而是社會成本如何分攤的制度安排。
更深一層來看,翡翠水庫收費爭議其實突顯台灣跨區資源治理長期缺乏整合設計的問題。當水資源、電力供應與土地使用分屬不同治理層級時,若缺乏統一的分配與補償機制,就容易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反覆產生制度摩擦。
公共資源治理的核心,不應停留在「誰擁有」,而是應該回到更根本的問題:誰承擔成本,如何分享利益,制度設計是否有能力讓兩者對稱。
最後,值得提醒的是,台灣公共建設已進入跨區高度依賴的階段,但制度設計仍停留在分割治理邏輯。若無法建立跨區補償與透明分配機制(具體而言,可建立「跨區水電共享基金」,並制度設計資源承載補償、跨區收益共享、以及透明治理與監督等機制),類似爭議將不斷重演,並持續消耗社會對公共政策的信任基礎。
真正需要被討論與修補的,從來不只是費率,而是資源治理的制度結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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