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任主委管碧玲的帶領下，海洋委員會近年確實讓「海洋」成為台灣政策語彙的一部分：從「向海致敬」、「海洋無障礙」，到強化海巡武裝與國安韌性，海洋不再只是地理背景，而逐漸被說成一項國家議題。伴隨著台海情勢持續升溫—中國海警與軍方在周邊海域高頻度活動、灰色地帶衝突常態化、美日等國強化在第一島鏈的存在—海洋不再只是經濟與環境議題，更被推向國家安全與戰略博弈的前線。然而，若從「海洋部」作為終極願景來檢視，我們也愈來愈清楚看到—這八年打下的是基礎工程，距離真正的「海洋國家治理中樞」，仍有一段不短的制度與政治距離。

首先，主委管碧玲在「政治能見度」與「政策敘事」上是成功的。她運用具象、易理解的語彙說海洋政策：海洋無障礙基地、親海設施、印太海洋治理論壇，這些標籤不一定能立刻改變制度，但成功把海委會從專業圈邊緣拉到公共討論場域。對一個位階不高、組織成立不久的主管機關來說，這種「先被看見」的能力非常關鍵。沒有政治與社會注意力，再好的制度構想都只能停留在學術論文與政策報告裡。

其次，在安全與國防面向，她把握住了灰色地帶衝突升高的結構性機會。中國海警與民兵船長期盤旋在周邊海域，海巡署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也因此有了特別條例與國安韌性預算的正當性。海巡艦艇加裝戰時武器、強化情監偵與指管系統、無人載具與非致命裝備的導入，讓海巡署從單純「海上警察」，逐漸向「準軍事」與「平戰轉換節點」靠攏。從制度路徑來看，這一步相當關鍵：它讓「海洋委員會＝國安治理的一環」有了實質支撐，而不只是環境或休閒政策的延伸。

但也正是在這些進展底下，我們更清楚看見不足之處。

最根本的欠缺，是法制層級與結構性的「頂層設計」仍然不完整。現階段的海委會，是透過數個組織法與個別專法拼湊而成：有海委會組織法，有海巡署組織法，有海保署、國海院等附隸機關的規範，但缺少一部真正具「憲政意義」的《海洋基本法》或同等位階的綜合法律，明確宣示國家海洋權益、海洋空間治理與海洋經濟戰略的整體藍圖。也就是說，海委會至今仍是「在現行行政框架內盡可能擴張功能」的專責機關，而不是由上而下重塑權責版圖的核心部會。

其次，海洋事權仍然高度碎片化。港政與航運在交通體系，漁業與遠洋船隊在農業體系，海洋能源與海底資源在經濟體系，海洋污染與廢棄物在環境體系，國安與軍事則在國防體系。海委會在這張網絡裡，扮演的是「補縫」與「連結」的角色：做海洋政策白皮書、協調跨部會會議、提出海洋教育與親海空間等計畫。這當然有其價值，但如果對標的是「海洋部」，那麼現在的海委會更接近一個橫向協調平台，而非實權中樞。管媽雖然以強勢風格積極出面，在個別政策上爭取主導權，但只要法律沒有重畫事權疆界，這樣的主導仰賴的是其個人政治資本，而非制度化權力。

第三，財政結構仍偏向「專案式補強」，而非「結構性升級」。這幾年海巡獲得的多項大型投資—特別條例、韌性預算、建艦計畫—固然使艦隊與情監偵能力有明顯躍升，但這些多是有時限、一次性的投資工程。海保、科研、海洋產業發展等面向，則較少有對等規模的中長程財政承諾。換句話說，海委會目前呈現的是「安保向度被安全化、財政獲得突破；經濟與治理向度仍是慢速增量」的非均衡發展。若只看海巡，會覺得海委會正走向「準國防部」的一角；若看整體海洋政策，則仍難與真正的部會相比肩。

第四，是政治共識與國家敘事尚未成熟。管媽的政治風格與政策語彙，的確正在建構一套「海洋國家」的敘事：海洋無障礙、海洋平權、印太海洋合作等，但這些敘事對朝野「是否需要一個海洋部」、「海委會是否應升格」其實多半停留在技術討論，而非價值與戰略層次的討論—缺少那一步「如果台灣要在地緣與經濟上都當作海洋國家來經營，那海洋部是結構性必要」的共識凝聚。這使得海洋治理改革容易被視為可進可退的政策選項，而非結構改革的必然。

從目前的台海與國際情勢來看，「台灣需不需要海洋部」，已經不再只是個人或黨派偏好，而是一個被結構條件逼出來的制度選擇。今天的台海，不只是兩岸關係的延伸，而是中國海警、民兵船與軍艦交錯，美日等國強化存在、國際航運與供應鏈高度仰賴的海上要衝。海洋不再是經濟與環境的邊陲議題，而是國家安全、經貿布局與國際地位交織的戰略前線。在這樣的情境下，繼續用「分散在各部會、事到臨頭再協調」的方式處理海洋事務，本身就帶有高度風險。

也因此，討論海洋部時，真正的問題不是「喜不喜歡多一個部」，而是「我們是否承認海洋已經上升為國家治理的主軸之一」。合理的海洋部構想，不是再多建一個準軍事國防部，而是一個能統整海洋政策、資源與環境治理、海洋產業與科研，以及海上執法的綜合治理部門。準軍事化的性格集中在海巡這條線本身—平時負責海上執法與安全，戰時依現行法律納入國防作戰體系—而不是整個海洋治理架構。換言之，有沒有海洋部，決定的不是台灣軍力多一個門牌，而是台灣是否願意用「部級規格」來面對它實際承受的海洋壓力與責任。

在台海被國際視為潛在危機熱點、中國持續以海上灰色地帶手段試探紅線、美日與盟友實際上把第一島鏈當成印太戰略支點的此刻，繼續把海洋部問題往「個人理想」「行政偏好」的層次簡化，反而顯得不負責任。若我們承認台灣已是海洋戰略的前線行為體，那麼建立一個有實權、有預算、有對外代表性的海洋部，就不只是「可以考慮」的政策創意，而是遲早要面對的制度必然。真正值得公共討論的，是何時、以及如何以清楚的權責設計與財政配套，讓這個海洋部落地，而不是繼續用半套制度承受全套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能做的，其實是「在現有制度框架的邊界上最大化作為」：一方面拉高海委會政治聲量，一方面用特別預算與建艦案增厚海巡實力，再搭配海洋教育、無障礙與印太合作等軟實力路徑，把海洋議題推到公共視野的中央。這些努力，未必馬上導向「海洋部」，但它們正在累積幾個重要資本：社會認知、行政網絡經驗、國際連結，以及「海洋作為國安議題」的正當性。

然而，若問「距離海委會成為海洋部還欠什麼」，答案仍是清楚而冷靜的：欠一套上位法制、一輪真正大規模的事權重整、一個穩定的部會級財政盤，以及一個跨黨派認可的海洋國家路線。這些，沒有一樣是單靠現任主委或現任內閣可以在短期內完成的。它們需要的是宛如當年「組改」那樣的全盤政治工程，而海委會現在所做的是在地基上先加厚鋼筋—重要，但還稱不上封頂。

從這裡設想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未來台灣真的要走向「海洋部」，那是不是意味著再多設一個「準軍事部會」，和國防部形成職權重疊、變相擴軍？答案其實是否定的。海洋部的合理定位，應該是「綜合海洋治理部門」，它的核心工作是統整海洋政策、資源與環境管理、海洋產業與科研，以及各種海上執法資源，而不是再蓋一個平行於國防部的軍事機關。準軍事色彩真正濃厚的，是海巡署這條線本身—平時扮演海上執法與海事安全角色，戰時依現行法律納入國防體系—而不是整個海洋治理架構。

也因此，未來談「海洋部」，更精確的焦點不應是「要不要再多一個國防部」，而是「能不能讓所有與海洋相關的權限與政策，從目前分散在交通、農業、經濟、環境與國防等部會，透過一個海洋部門更有系統地整合起來」。海洋部可以也應該同時容納兩種完全不同的功能：一端是高度專業但非軍事的海洋科研、保育與產業發展；另一端則是帶有準軍事性格、但仍受民行政體與國會監督的海上執法體系（如海巡）。真正需要政治社會好好討論的，不是要不要「擴軍」，而是要不要承認海洋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已經高到值得用一個部會級的體系來完整對應。

海委會走到今年，剛好滿八年。從最初的組織摸索，到如今在國安、治理與社會政策上多線操作，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新設機關」，而是一個有歷史包袱與路徑依賴的政策樞紐。對第十年的期許，我會有兩點期待並行：對內，希望這兩年能完成一套更具體的「海洋基本法」與「海洋治理體制再造」藍圖，哪怕尚未立法，也至少把選項與路線圖畫清楚，讓下一輪政治窗口出現時有現成方案可接軌；對外，則期待海委會能在印太海洋合作、人權與環境議題上，塑造出台灣版的海洋軟實力，讓國際社會在談海洋治理時，會自然想到台灣與海委會，而不只看到第一島鏈的安全風險。

第八年，是一個「不再年輕」的時間節點：借重管媽高能見度的政治風格，海委會有機會在第十年以前，把自己從「被動接受結構限制的專責委員會」，轉型為「主動提出制度改革與國家路線的海洋政治行動者」。當那一天來臨，「海洋部」會不會一定成立，仍是政治選擇；但至少，沒有人再能忽視這個問題本身—那將會是海委會走過十年的最大成就。

 

※註:「安保向度被安全化」是指海委會(海巡)負責的安全這一塊，已經被拉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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