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新頭殼專論》從證據法完備立法推動台灣司法改革，該文結語指出，司法改革所需的知識倫理：以證據為基礎，以推理為方法，以公開說理為最低限度的責任。唯有在證據法立法上真正完備，並在審判文化中落實「理由支撐的自由心證」，台灣的司法才能逐步重建人民的信任。
該文另指出，三、台灣現行審判制度的缺失：（甲）「外部」面向：制度上證據法的不完備、（乙）「內部」面向：事實審判者主觀化與缺乏自我約束。台灣實務上卻大量存在：「先有直覺結論，再去拼湊理由，甚至沈默不說理由」的現象。尤其在陪審制度尚未導入、判決理由多屬單向書寫且欠缺對「事實推理鏈」的嚴格說明時，人民感受到的往往是「法官的主觀斷言」，而不是「公開、可檢證的事實推理」。這種「內部正當性不足」的審判，即便結果偶然正確，若事實審判者並非透過可理性辯護的推理程序，而只是依賴直覺或偏見，仍然是一種不正義的審判方式。
又指出，（4）以判決理由的公開與推理鏈的完整化，修正自由心證的流弊。從這個角度看，自由心證並不等於「無限制的主觀裁量」，而應是「在理由控制下的證據評價自由」。然而，在台灣現行(司法)實務文化中，自由心證卻常被理解為「不必詳述理由的空間」。許多判決對於關鍵證據的取捨與權衡，僅以公式化、結論性的語句處理，例如「本院認被告供述前後矛盾，難以採信」或「證人證述與卷內資料相符，堪予採信」，而未具體說明何以矛盾重大、何以相符具有決定性意義。於是，自由心證從「由理由支撐的專業判斷」，逐漸滑向「由身分支撐的權威斷言」。在社會感知層面，這種寫作與思考習慣，強化了外界對司法「主觀」、「不透明」的印象。
依報導，最高檢察署出版《台灣法學方法論壇精粹》4月17日新書發表會，前司法院長賴英照先生發言強調法學方法的重要性，他說「法學方法與每一個人切身相關。」，「事實上，每一個案件，每一項判決，背後都有其脈絡與方法。」
前述賴院長所稱「背後都有其脈絡與方法」，在實務上，從「事實發現」到「正義實現」的方法論，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如能有效運用「法學方法」，讓判決理由之形成，經由「事實推理鏈」作清楚說明，有助於「公正的事實發現」之達成，以及加速審判制度缺失的改善，是可以期待的。
本人研究台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2年度訴字第584號、113年度訴字第97號、113年度訴字第274號)，及其審理過程相關資料，發現在該刑案裡，證人曾給付被告新台幣3萬元，作為「投訴處理費用」(被告主張)，或「支付資訊費」(證人主張)，此項關鍵證據的真相為何？仍然存有爭議，法院對此未作「事實推理鏈」的嚴格說明，卻在該案判決書第7頁第15行出現「足見證人A03之證述信而有徵，堪予採信。」如此判決理由顯然存在著主觀自由心證的流弊，應予適當修正，以避免刑事錯案的產生，提升台灣司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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