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核電廠距離只剩一百多公里，核電風險已不再是抽象討論，而是必須正視的現實。當風險來自國界之外，真正的問題就不再是選擇，而是我們是否具備應對的制度能力。
近年中國核電快速擴張，外界對其工程品質與安全管理的關注亦隨之增加。多項公開資料顯示，過去十餘年間，相關工程缺失、設備問題與施工瑕疵時有出現。問題的關鍵，未必在於單一事件，而在於其反覆出現所反映的制度壓力。
即便被視為新一代技術的機組，也曾被指出設計與施工細節仍待改善。中國在福島事故後曾短暫放緩核電發展，但隨後快速重啟，並加速擴建，預期未來將成為全球核電裝置容量最大的國家。這種以速度為導向的發展模式，使核安治理長期承受考驗。
對台灣而言，更直接的問題在於距離。福建沿海多座核電廠分布密集，其中福清距離台灣約一百六十餘公里，寧德、漳州亦在數百公里範圍內。這樣的空間條件，使核子事故的影響不再只是理論推估，而與氣候條件與時間因素密切相關。
台灣季風型氣候進一步放大風險的不確定性。東北季風期間(約10月至翌年4月)，可能影響中南部；西南季風期間(約5月至9月)，則可能影響北部。換言之，在不同季節條件下，幾乎難以界定固定的低風險區域。
福島核災的經驗已顯示，放射性物質可跨越數百公里擴散。相較之下，台灣與鄰近核電廠的距離更近，使相關風險更具現實性。因此，問題不僅是中國核電是否安全，而是台灣如何面對無法透過自身能源選擇迴避的外部風險。核能對台灣而言，已不只是「是否使用」的政策選項，而是「如何應對鄰近核設施」的區域安全課題。
這也突顯制度能力的重要性，包括跨境核安資訊的取得、事故通報機制，以及災害應變體系的完備程度。然而，在兩岸政治現實下，相關合作機制往往難以制度化，更是增加了風險管理的不確定性。
中國核電的擴張不會因台灣而停止，但其外溢風險卻可能直接影響台灣。當距離已如此接近，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是否關心，而是我們是否已建立足以面對這項風險的制度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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