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慧欣事件所凸顯的，並不只是個別人事問題，而是我國對外經貿談判體系長期存在的制度缺口。
在一般的國際談判架構中，負責實務協商的專業人員會直接進入談判現場，使判斷能即時修正，策略得以隨情勢調整。但在對美關稅談判過程中，顏慧欣主要留在國內提供政策支援。官方說明，這樣的安排與健康狀況及團隊分工有關，且其過去亦曾參與赴美談判。
問題不在個別安排，而在這樣的分工一旦反覆出現，就會改變談判的運作方式。當負責政策規劃與專業分析的重要成員未能持續進入談判現場，專業意見難以及時轉化為談判策略，決策與執行之間的距離也會被拉開。
在這樣的條件下，談判更容易由少數人主導，使「沒有完整團隊」不再只是觀察，而成為一種結構性的現象。
這樣的問題，放在對美關稅談判的脈絡中來看更為關鍵。這類協商牽動的，不只是關稅項目，而是整體經濟結構、產業發展與供應鏈布局，其影響層級遠超一般政策調整。當如此關鍵的議題由任務型編組承擔，卻缺乏穩定的制度支撐與長期專業整合時，風險便不再分散，而是逐漸集中。
外界對顏慧欣生前處境的關注，也讓其所處的制度與工作環境被重新檢視。在高強度與高壓力的工作環境中，問題未必總是來自個別互動，更可能來自制度如何分工與承擔責任。當專業與決策之間缺乏清楚連結，權責與分工不夠明確，壓力便容易被放大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若這樣的狀態持續存在，工作難以分散、角色難以替代，體系便會逐漸依賴個別成員，制度也在過程中變得空洞。
當制度無法承接原本應由團隊共同完成的功能時，「沒有完整團隊的國際談判」就不再只是批評，而是一種正在發生的現實。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