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COVID-19疫情結束後，經濟復甦卻伴隨通膨、房價高漲與薪資成長緩慢的困境。主計總處數據顯示，2024–2025年間，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持續在2–4%區間波動，遠高於薪資調整幅度。台北市平均房價已突破每坪80萬元，房價所得比逼近10倍以上，讓許多20–35歲年輕人買房夢碎、租屋壓力沉重。同時，低薪現象未見改善，新鮮人起薪仍多落在28K–35K，扣除房租、生活費後，所剩無幾。
在這種結構性經濟壓力下，部分年輕女性（包含大學生、剛畢業者或單親媽媽）與外籍移工，面臨極端生存挑戰，轉向高風險、高報酬但違法的性相關工作（如地下性交易形式）。這不是單純個人選擇，而是經濟不平等、勞動保障漏洞與社會福利不足共同推波助瀾的結果。本文試圖從公開數據與報導探討背後成因，並反思政策方向。
一、疫情後經濟壓力的具體衝擊
疫情加速全球通膨，台灣亦無法倖免。食物、租金、水電等民生支出大幅上漲，但薪資成長跟不上。主計總處調查顯示，年輕世代（20–34歲）平均月薪雖略有提升，實質購買力卻因通膨而下滑。許多人面臨「低薪高物價」的職場地獄：基本工資雖連年調漲，但多數服務業、零工經濟工作者仍難脫貧。
房價更是雪上加霜。台北、新北等都會區，首購族需準備數百萬元頭期款，租屋也吃掉收入一半以上。報導指出，部分年輕女性因學貸、家庭經濟或單親扶養壓力，尋求「快速現金」方式應急。疫情期間服務業重創，許多從事餐飲、零售的女性失業或轉低薪兼職，經濟邊緣化加劇。
此外，職場性別差距持續存在：女性平均薪資低於男性，育兒、家庭責任更讓她們難以穩定就業。當正規工作無法滿足基本生活，地下高風險勞動就成為部分人的「最後出路」。
二、外籍移工的特殊結構性困境
台灣目前有超過70萬外籍移工，主要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根據移民署數據，截至2024年底，逃逸移工總數約8.6萬–9萬人，創歷史新高。其中女性看護工與家事移工佔比高，逃逸原因多為惡劣勞動條件、欠薪、雇主虐待。
移工來台前需支付高額仲介費（越南可達6,000美元，印尼、泰國2,500–4,500美元），形成「債務束縛」。許多人月薪扣除費用後，所剩極少，甚至低於最低工資。逃逸後失去合法身分，無法在正規市場工作，容易被地下集團利用，從事強迫勞動或性交易。
美國在台協會（AIT）2025年人口販運報告指出，台灣2024年鑑別出249名人口販運被害人，其中性販運101人、強迫勞動148人，外籍佔多數。報告強調，外籍家庭看護常遭扣留證件、惡劣環境，逃逸後部分落入性剝削網絡。移民署也多次破獲假看護名義引進越南女性，實際強迫從事性交易的案件（高雄、桃園等地新聞頻傳）。
這些移工並非「自願選擇」高風險道路，而是結構性剝削的受害者：高債務＋無轉換雇主權＋證件被扣，讓逃逸成為唯一出路，卻掉入更危險的地下世界。疫情後新南向政策放寬簽證，部分東南亞女性以免簽或學生身分來台，卻遭人蛇集團操控，從事樓鳳或隱蔽性交易。
三、社會與政策層面的反思
台灣《社會秩序維護法》娼嫖皆罰已實施20多年，但未設立任何性交易專區（釋字666號後遲遲未落實），導致地下化更嚴重，公共衛生與治安雙失守。性工作者（無論本國或外籍）常面臨暴力、欠薪、無法報警（怕被罰或遣返）。社福資源不足，讓轉業難上加難。
國外經驗可供參考：紐西蘭、德國採除罪化或專區制，降低暴力與性病風險；台灣現況則推向更隱蔽形式，增加剝削與詐騙風險。報導顯示，疫情後地下性產業更依賴線上平台，詐騙手法層出不窮（如假照、先收訂金），消費者與工作者皆受害。
根本解決之道在於結構改革：加強移工權益（降低仲介費、允許轉換雇主、禁止扣證件）、改善青年就業與居住政策（擴大社會住宅、提升最低工資實質購買力）、提供轉業輔導與心理支持。唯有從源頭減輕經濟壓力，才能減少弱勢群體被迫走上高風險道路。
結語
疫情後的經濟壓力，讓台灣年輕女性與移工的生存困境更為顯著。高房價、通膨、低薪與勞動保障漏洞，共同推高地下經濟規模。這反映的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失衡。政府與社會若持續忽視，提供更多經濟安全網與權益保障，才是真正減少高風險勞動的途徑。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