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核電重啟被提出，政治語言往往高度一致：供電穩定、減碳必要、成本最低。這些論述之所以聽來順耳，是因為它們刻意迴避了一個無法簡化、也無法繞過的核心問題──核廢究竟要放在哪裡?

核電重啟的論述，長期習慣將核廢處理推遲到「以後再說」，彷彿只要先發電，風險就能被延後，甚至被遺忘。但現實恰恰相反：正因為核廢至今沒有答案，核電從來不是單純的能源選項，而是一項尚未完成責任配置的公共政策決定。

支持者經常以「技術已成熟」、「國外也在做」作為論述起點，卻刻意忽略另一個關鍵事實：核廢選址從來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誰被迫承擔跨世代、不可逆風險的政治選擇。當這個問題無法在公共層面被清楚回答，所謂的技術自信，不過是責任延後的包裝。

更諷刺的是，核電重啟常被描繪成一種「務實選項」，但真正不務實的，正是對核廢責任的集體逃避。從核三延役公投的經驗即可看出，當討論停留在供電穩定或電價層面，社會仍可能出現支持；但一旦議題轉向核廢最終處置，支持往往迅速瓦解。這並非民眾矛盾，而是政治語言刻意選擇性呈現的結果。

政府近期提出雙向溝通、回頭機制與程序調整，表面上看似回應爭議，實際上卻也反映出，制度本身對這套政策能否獲得社會授權，仍缺乏信心。若核電重啟真如論者所言那般合理，為何連核廢選址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無法在公共層面說服社會?

核電重啟之所以反覆卡關，並非社會不理性，而是政治語言長期選擇性失焦。在核廢責任仍被擱置之前，任何只談「安全、便宜、必要」的說法，都只是選擇性敘事，而非一套完整的公共政策。

真正務實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如果今天無法回答核廢究竟要放在哪裡，我們又憑什麼要求未來世代，替我們承擔這些被延後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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