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投名間鄉焚化爐環評會議上，農民當場下跪陳情的畫面，引發社會震撼。這一幕不只是情緒事件，而是揭露出台灣地方公共建設決策中，一個長期存在卻被忽視的問題：高風險設施的選址，究竟是基於公共利益，還是行政便利與政治現實？

根據縣府過去專案資料，焚化爐曾評估包括南投市、草屯鎮、竹山鎮、國姓鄉與名間鄉等多個場址。然而最終選定的，卻是全台手搖飲茶葉重要產區之一的名間鄉。此一結果，讓在地農民普遍無法理解：為何高產值農業區，反而成為最適合承擔環境風險的地點？

焚化爐不同於一般建設，它涉及長期空氣品質、微粒沉降、農產安全與地方經濟結構，一旦設置，影響跨越世代，難以回復。對於高度依賴品牌形象與食安信任的農業產區而言，風險更非單一數值可衡量。

更引發質疑的是產能設計。南投縣目前每日家戶垃圾量約 250 噸，但規劃焚化爐處理量能卻高達 500 至 700 噸，遠高於實際需求。這樣的產能規模，在國際環境治理中通常被視為「產能過剩」，容易導致為填滿爐量而引進外縣市或事業廢棄物，反而增加污染風險與運輸成本。

換言之，名義上是解決垃圾問題，實質上卻可能變成高度商業化的廢棄物處理設施，承擔風險的是地方居民，受益的卻未必是地方社會。

此外，程序正當性同樣令人憂心。焚化爐由縣政府提出計畫，再由縣府所屬單位進行環評審查，形成「開發者與審查者同體」的結構性問題。即便符合法規形式，仍難以避免外界質疑是否缺乏真正的第三方監督與利益迴避機制。

名間新民村地形相對封閉，氣流擴散條件有限，一旦設施運轉，污染物累積風險本就高於平原區域。這不是情緒問題，而是標準環境工程評估中的基本風險因子。

公共建設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是否需要焚化爐」，而在於：風險是否公平分配？決策是否透明可監督？選址是否建立在最小化社會成本，而非行政方便？

當農民必須以下跪方式才能被聽見，這本身就代表治理機制已經失靈。焚化爐爭議不只是名間鄉的問題，而是提醒我們：在地方治理中，誰承擔風險，誰享受利益，從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民主品質的問題。

真正該被問的，不是誰反對建設，而是：這樣的建設，是否真的服務公共利益，還是只是讓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風險承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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