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025國家安全戰略的亞太博弈：現實主義轉向下的機會與風險 | 讀者投書

2025年11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並非一份常規的政策文件，而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清算。這份32頁的文件以罕見的直白語言，宣告過去三十年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徹底失敗，並明確拒絕冷戰後「永久美國全球主導」的戰略假設。其象徵意義在於：華府正式承認單極時刻已經結束，而美國必須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進行戰略收縮與優先排序。

這場轉向的政治意涵是深遠的，當戰略文件將西半球置於首要地位，而非延續過去十五年的「亞太再平衡」或「印太戰略」時，它傳遞的不僅是地理優先級的調整，更是對盟國的一次戰略測試：在美國減少全球承諾的背景下，誰願意、也有能力承擔更多區域安全責任？這種「負擔轉移」(burden-shifting)而非「負擔分擔」(burden-sharing)的語言，標誌著美國聯盟政策從包容性聯盟轉向選擇性合作的根本變革。

第一島鏈的戰略復活：七十五年後的歷史回聲

儘管西半球在文件中的位置提前，印太區域在軍事戰略上的核心地位實則未減反增，「第一島鏈」這個冷戰初期的地緣概念，在2025年戰略中被賦予新的生命，美國國防戰略明確要求建立「強有力的拒止防禦」(strong denial defense)，涵蓋從日本、台灣、菲律賓到印尼的整個島鏈。

這一戰略選擇反映了三層現實主義邏輯：

軍事層面，美國已不再尋求對中國的「軍事優勢」(military supremacy)，而是轉向「拒止能力」(denial capability)，布魯金斯學者O'Hanlon的評論一針見血：「這是對我們可能無法建立對中國優勢地位的承認」。這種戰略調整並非軟弱，而是在認知到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已形成的條件下，採取更可持續的防衛態勢。

經濟層面，第一島鏈控制著全球三分之一的海運貿易——南海每年通過的貨物價值超過3.4兆美元。戰略文件警告，若任何競爭對手控制南海，將能「對世界最重要的商業航線之一徵收過路費，或更糟的是，隨意關閉和重新開放」，這不是修辭，而是對供應鏈安全的現實評估。

地緣政治層面，台灣的戰略價值被明確化為三重意義：半導體主導地位、第二島鏈通道，以及將東北亞與東南亞分隔為兩個獨立戰場的關鍵支點，這種地緣經濟與地緣軍事的雙重定位，解釋了為何儘管戰略文件對台灣著墨不多，但其重要性實則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盟國的解讀與反應：從信號接收到戰略適應

中國的冷靜評估與對沖布局

中國戰略界對這份文件的解讀展現了高度的戰略清醒，布魯金斯分析指出，北京並未將美國的西半球優先解讀為印太競爭的緩和，而是看到三個關鍵信號：第一，第一島鏈和台灣仍是美國戰略重心;第二，負擔轉移意味著日韓澳等盟國將獲得更多軍事能力;第三，美國從全球霸權轉向選擇性區域優先，為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擴張提供了戰略空間。

中國的應對策略是多維度的對沖。在經濟層面，2012至2024年間，中國對東協出口佔比從12.3%提升至15.1%，進口佔比從18.1%升至23.1%，顯示出經濟重心向東南亞的戰略轉移。當美國對台灣課徵32%關稅、對東協國家課徵10-40%不等的「對等關稅」時，中國卻透過將出口轉向非西方市場，在2025年11月實現出口總量年增5.9%，儘管對美出口暴跌28.6%。

在地緣政治層面，「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反制美國第一島鏈戰略的經濟槓桿。中國透過能源換貸款、基礎設施投資、人民幣國際化，在委內瑞拉、伊朗等受美國制裁國家建立影響力，同時在東南亞、南亞形成替代性經濟網絡，馬來西亞、印尼採取的「輕度對沖」策略，正是在這種中美雙向拉力中尋求最大政策自主性。

日本的戰略焦慮與自主化壓力

日本對這份戰略的反應最能體現盟國的深層焦慮，2025年秋季，當中國加大對日本和台灣的軍事壓力時，川普政府保持了超過一週的沉默，更令東京震驚的是，川普隨後致電日本政治家高市早苗，要求她「淡化對台灣議題的言論」——這是美國總統罕見地向盟國代表北京立場的案例。

這一事件揭示了美日同盟的結構性矛盾：當美國強調負擔轉移，要求日本將防衛支出提升至GDP 5%的同時，華府卻在關鍵時刻展現出與北京「大國共管」(G2 condominium)的傾向，《外交政策》雜誌評論道:「這並不意味著美日同盟的徹底終結，但卻是一種離心力，預示著日本在美國最需要整合與互操作性的時刻走向更大自主。」

澳洲學者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須發展自身防衛能力並擴大美軍使用其設施的權限，但這種「被迫自主化」可能導致區域軍備競賽，日本對中國核武庫擴張的擔憂加劇，而其安全評估高度依賴美國情報，這種矛盾狀態將在未來數年持續困擾東京的戰略規劃者。

台灣的經濟代價與戰略模糊性升級

台灣對戰略文件的回應是最直接也最昂貴的，賴清德政府宣布八年1.25兆新台幣(400億美元)的特別國防預算，並承諾在2030年將國防支出提升至GDP的5%，這一數字意味著每年需額外支出近400億新台幣，相當於社會福利與教育預算的總和。

這種「買保護費」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若以台灣2300萬人口計算，2025年從美國購買的軍備相當於每人支付500美元。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國防支出的排擠效應已經顯現:社會福利、教育、科研、能源轉型等長期成長潛力領域的資金被壓縮，而特別預算在立法院多次被阻擋，反映出社會對這種軍事化財政結構的抗拒。

然而，台灣面臨的真正困境是「戰略模糊性的複合化」(compounding strategic ambiguity)，川普政府一方面對台課徵32%高額關稅，另一方面批准創紀錄的軍售並簽署親台法案，同時在戰略文件中僅以一句話維持「不支持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立場。這種政策訊號的矛盾性，既增加了北京對華府真實意圖的不確定性，也讓台北對危機時刻美國介入的可靠性產生疑慮。

東南亞的對沖困境與政策空間收縮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在這場戰略博弈中處於最尷尬的位置。一方面，美國的「對等關稅」政策——對新加坡課徵10%、對緬甸和寮國課徵40%—— 迫使東南亞國家在經濟上更依賴中國;另一方面，南海軍事化趨勢要求它們在安全上尋求美國支持。

各國採取的對沖策略呈現明顯分化：

菲律賓作為鎳資源上游供應國，深度嵌入中國供應鏈，但逐步吸引美日投資以減少單一市場依賴，採取「重度對沖」，美國對菲律賓豁免外援凍結，釋放3.36億美元用於軍力現代化，強化了馬尼拉與華府的安全紐帶。

越南則利用中美科技競爭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並實現供應鏈多元化，當中國出口轉向東南亞，越南與泰國吸收超過20%的轉運量，這既是機會也是風險——過度依賴中國轉口貿易可能觸發美國40%的轉運懲罰性關稅。

馬來西亞和印尼保持「輕度對沖」，在稀土供應鏈、能源基建等領域與中美雙方合作，力求政策自主性，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Global Maritime Fulcrum)戰略，試圖在不選邊的情況下最大化國家利益。

然而，2025年的戰略環境正在壓縮這種對沖空間，美國要求東南亞國家在出口管制上與華府立場一致，中國則透過「一帶一路」基建鎖定長期影響力。當柬埔寨允許中國使用雷姆海軍基地(Ream Naval Base)，當馬來西亞在南海議題上呼應北京「反對外部干預」的敘事，東協的「中心性」(centrality)與「團結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

潛在風險評估：過度威慑與誤判螺旋

這份戰略文件釋放的信號，為印太區域帶來三層次的風險結構：

軍備競賽的制度化風險

當北約5% GDP國防支出標準被輸出到亞太，當日本、南韓、澳洲被要求「大幅增加防衛支出」，當台灣被期待達到10% GDP軍費水平，整個第一島鏈正在經歷一場「防衛凱因斯主義」(defense Keynesianism)的集體動員。問題在於，這種軍備擴張是否會觸發中國的安全困境反應？北京已在2024-2025年度增加國防支出，擴大區域經濟計畫，並在聯合國安理會挑戰美國敘事。學者警告，「過度威懾與小多邊主義的危險」(perils of over-deterrence and minilateralism) 可能導致區域安全陷入「囚徒困境」——雙方都因對方軍力提升而被迫加碼，最終形成螺旋式升級。

危機管理機制的弱化風險

中國戰略界明確指出，台海誤判風險持續存在，而危機管理機制正在弱化，當美國在戰略文件中不直接提及台灣或其他潛在衝突熱點，當川普在與習近平通話後完全忽略台灣議題，這種「戰略沉默」可能被北京解讀為政策空間的存在。

更危險的是，第一島鏈「拒止防禦」強調「從侵略發生的第一時刻，敵方本土即遭攻擊」。前空軍副參謀長Deptula將軍指出：「我們不會讓他們的飛彈自由發射」。這種主動打擊的威懾邏輯，在危機情境下可能導致「先發制人」與「預警性打擊」的模糊界線，大幅提高擦槍走火的機率。

中小國家政策自主性的侵蝕風險

對東南亞、南亞的中小國家而言，美國的負擔轉移戰略提供的「政策空間」實則是一種「選邊壓力」，文件明確表示，美國將透過「更優惠的商業待遇、技術分享、國防採購」獎勵那些「願意為其區域承擔更多安全責任並與美國出口管制一致」的國家。

印度的案例最能說明這種壓力，儘管新德里在關稅和市場准入上立場強硬，戰略文件仍對印度「軟化語氣」。但同時，美國明確將重心轉向西半球，這讓印度質疑「在管理中國崛起方面，何時何地能依賴美國」。這種「承諾可靠性」的不確定，迫使印度等中等強國在四邊安全對話(Quad)之外尋求更多戰略自主性。

給決策者的思考方向：在科技驅動的威懾時代避免安全困境

面對這份戰略文件揭示的新現實，亞太區域的決策者需要在三個層面重新校準戰略思維：

第一，建立「彈性威懾」而非「絕對優勢」的安全觀。 美國已明確放棄對中國的軍事優勢追求，轉而尋求「拒止能力」的集體建構。這意味著盟國不應陷入與中國的裝備數量競賽，而應投資於「不對稱優勢」——低成本無人機、機動飛彈、水雷、網路防禦等。台灣的「T-Dome」防空系統與美國要求的「被動防禦能力」(hardened aircraft shelters， rapid runway repair) 正是這種思維的體現。關鍵在於，這些能力必須與經濟韌性、社會凝聚力平衡，避免「軍事化財政」侵蝕長期發展潛力。

第二，在經濟安全與軍事威懾之間構建「良性循環」。 戰略文件提出的核心洞見是:「強大的威懾為更有紀律的經濟行動開闢空間，而更有紀律的經濟行動則導致更多資源用於維持長期威懾。」這對台灣尤其關鍵——與其被動接受美國軍售，不如主動深化與美日的半導體、AI、量子計算等關鍵技術合作，讓經濟價值成為戰略安全的倍增器。東南亞國家則應利用供應鏈重組窗口，吸引「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投資，將地緣經濟價值轉化為安全紅利。

第三，建立多層次的危機溝通與信心建立措施。 當美中軍事-軍事對話機制薄弱，當區域國家缺乏共同的危機管理框架，任何誤判都可能迅速升級。東協應在其「印太展望」(AOIP)框架下，推動包括中美在內的多邊海上安全對話、聯合搜救演習、漁業糾紛調解機制。日本、南韓、澳洲等美國條約盟國，則應在加強軍事能力的同時，堅持與中國維持經濟、文化、學術交流渠道，避免「新冷戰」的二元對立思維自我實現。

結語：在現實主義回歸中尋找穩定之道

2025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標誌著後冷戰時代的終結，以及大國競爭時代的制度化。對亞太區域而言，這既非「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也非「和平演變」的幻想，而是一場需要高度戰略技藝的平衡遊戲。

決策者必須認識到，在科技驅動的威懾時代，資訊戰、經濟脅迫、灰色地帶衝突將比傳統軍事對抗更常見。真正的安全不僅來自飛彈數量，更來自社會韌性、技術自主、制度靈活性。當美國要求盟國「負擔轉移」時，這既是壓力也是機會——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內涵，讓經濟繁榮、科技創新、民主治理成為威懾的基石，而非軍事化的附屬品。

最終，避免安全困境惡性循環的關鍵，在於各方都能認識到:零和思維在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中是不可持續的。正如戰略文件所言，美國尋求的不是「主宰中國」或「扼殺羞辱他們」，而是「防止任何人，包括中國，能夠主宰我們或我們的盟國」。這種「防禦性現實主義」若能被區域各方內化，或許能為印太開啟一個競爭但可控、緊張但穩定的新時代。

作者為國際關係研究生，長期研究觀察亞太安全與海洋戰略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