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藍白陣營以「監督政府」之名，質疑台美關稅協議內容，甚至以南韓國會延宕韓美關稅談判為例，認為此舉值得效法。然而，這類論述若未先理解關稅的本質與國際貿易權力結構，恐將公共監督導向錯誤方向。
關稅本質上是一國的主權行為。任何國家都有權決定外國商品進入本國市場時需負擔的稅率，並不需要他國同意。國際間之所以會進行關稅談判，並非因為關稅需要「雙方批准」，而是因為貿易報復具有對等性：你可以課我關稅，我也可以課你關稅，於是各國才選擇協商以降低衝突成本。
但當前情勢與過往不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進口市場，同時也是長期的貿易逆差國，對多數貿易夥伴而言，美國都是「最大買方」。在此結構下，美國具備單邊調升關稅、而不必過度擔心報復的能力。這也是為何近年美國得以以關稅作為談判工具，要求他國調整貿易結構、增加對美投資。
南韓近期即是一例。美方宣布調升關稅後，南韓汽車產業立即面臨巨額損失評估，政府也隨即派遣特使赴美磋商。這顯示在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情況下，關稅延宕並非「成功監督」，而是直接轉化為產業風險。
回到台灣。隨著AI與半導體供應鏈需求快速成長，美國已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也是最重要的出超來源。台美關稅談判的核心，正是在此結構下，如何在維持產業競爭力的同時，降低整體關稅風險。任何對協議內容的監督，理應建立在對市場結構與談判現實的理解之上。
在野黨當然有權監督政府，但監督不等於否定談判本身，更不應忽略關稅作為主權工具的現實後果。當最大客戶握有更大的籌碼時，政策選項的邊界就已被結構所限定。忽視這一點，只會讓風險從談判桌，轉移到產業與出口端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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