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Honnold 徒手攀登台北 101，引發全台與世界關注。有人讚嘆他的勇氣，有人質疑這是否是在玩命。但真正理解極限運動的人都知道，Honnold 的攀登並非魯莽，而是建立在長年訓練、反覆驗證與對失敗後果極端清醒的認知之上。

他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為不怕風險，而是因為比任何人都更嚴格地面對風險。

這個畫面，恰好提供了一個理解近期核電重啟議題的絕佳對照。

日本柏崎刈羽核電廠，曾被視為全球技術最先進的核電設施之一，卻在近年接連爆出資安漏洞、內控失靈、人員可隨意進出等重大監管缺失。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在政治壓力下推動重啟，結果反而引發監管機關罕見地公開質疑營運者是否具備「基本安全文化」。

問題不在於核電技術本身，而在於「當一次失誤無法重來，制度是否配得上風險等級」?

核電不是一般公共工程，而是「一次失誤、後果跨世代」的高風險系統。真正成熟的核安治理，從來不是靠宣示「我們準備好了」，而是靠持續、獨立、甚至讓人不舒服的監管。

這正是台灣當前討論核電重啟時，最令人憂心之處。

近來的公共論述，常將核電重啟簡化為「缺電與否」、「減碳需要」，卻刻意淡化核安監管所需的制度條件：核電重啟必須環評，核廢料如何處置，是否有解?；核安監管機關是否真正獨立? 是否具備足以對抗政治壓力的權威? 是否有能力對營運單位說「不」； 審查資訊是否充分公開、風險與成本是否能被社會理解與共同承擔? 避難計畫是否具可行性，以及事故責任與風險承擔如何界定?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所謂的「核安無虞」，就只是政治宣示與政策口號。

Honnold 的徒手攀岩之所以令人敬畏，是因為他清楚知道，一旦失誤，沒有第二次機會；而核電更是如此，差別只在於，承擔後果的不是單一個人，而是整個社會。

真正負責任的能源決策，不是比誰更敢冒險，而是比誰更願意建立讓風險無法被政治輕率消化的制度。

在核電這條路上，台灣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高風險行為的共同課題：比勇氣與技術更困難更嚴格的制度—自制、紀律與對最壞情境的誠實面對。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