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部電力公司濱岡核電廠近日被揭露，在攸關反應爐結構安全的「基準地震動」評估中，刻意操弄地震波資料，以經過篩選與美化的「代表波」通過審查。更嚴重的是，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早在2022年便在正式審查中認定該數據「大致妥當」，直到內部吹哨者出現，造假才被揭發。
這起事件的關鍵不在於一家電力公司的失德，而在於一個自稱高度嚴格的核安制度，如何讓攸關反應爐安全的核心數據，在制度程序中被「合法化」。
日本長期被視為全球核安制度的典範。福島事故後，審查標準大幅提高，耐震與防災門檻被重新設計，而濱岡電廠更位於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帶上，被公認為高風險中的高風險。正是在這樣被視為「全球最嚴格」的制度與高風險地理條件下，關鍵耐震數據仍能被業者系統性操弄，卻未被監管機構即時識破。
這不是執行疏失，而是制度結構本身的問題：核安監管高度依賴業者提供的專業模型與原始資料，形成無法消除的資訊不對稱。監管者再專業，也難以重做所有計算，只能在業者設定的模型與假設框架中「審查合理性」。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以獨立與嚴謹著稱，其延役審查同樣建立在業者提出的地震模型、老化評估與機率式風險分析之上；歐盟福島後的跨國壓力測試亦坦承，監管無法取代業者的完整安全分析，只能進行制度性檢核。這意味著，即使在被視為民主國家最成熟的核安體系中，制度仍不可避免地押注於申請者的誠信。
濱岡事件因此不只是日本的醜聞，而是核電治理的結構性警訊。
放到台灣，這個問題更加尖銳。台灣位於高地震帶，現有核電廠設計年代久遠，卻不斷被要求延役或重啟。但我們的核安審查機構，是否真的有能力不受台電提供的模型與數據所制約，獨立驗證耐震、老化與事故風險?當日本與歐美的制度都必須仰賴事後揭露來糾錯，台灣社會是否承擔得起，一次核安審查失靈所帶來的不可逆代價?
核電的風險從來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制度可信度的問題。當一項能源選擇的最小失誤成本可能是國土、世代與民主的不可逆傷害，社會有權要求的不只是「程序上的合規」，而是能被驗證、能被問責，並且能抵抗不誠實的制度能力。這正是核電重啟與延役論述最難面對、卻最關鍵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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