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生門」中，一名失業下人於荒廢城門避雨，原本在生存與道德之間猶豫不決，卻在聽見老婦以「為了活下去」合理化作惡後，迅速為自己找到理由，跨過道德底線；在「竹林中」裡，一樁命案出現多份互相矛盾的證詞，每個人都說得合理而完整，卻無法拼湊出唯一真相。前者描寫人如何學會替行為找藉口，後者揭示真相如何在敘述中碎裂。
芥川龍之介正是透過這兩個故事指出，人性最脆弱之處不在於邪惡本身，而在於自我說服的能力。這也為檢視台灣司法中的爭議案件，提供了一把冷靜而清楚的分析鑰匙。
以郭瑤琪案為例，案件的起點並非人贓俱獲，而是一段監聽內容所引出的敘事。檢調並未查扣到實體款項，沒有茶葉罐、沒有金流紀錄，也缺乏第三方客觀證據，但案件卻逐步轉向以證詞與推論為核心。於是，審判不再是事實對事實，而是敘事對敘事，正如「竹林中」所呈現的世界。
案件中，關鍵證人的供述在不同筆錄中出現明顯變化，無論是罐數、顏色、包裝或材質，都反覆更動。這不只是細節出入，而是記憶在壓力與期待下被修補的痕跡。當證詞呈現高度不穩定，司法理應提高證明門檻，要求外部補強；若反而將不一致視為可忽略，證詞便從待驗證的證據，變成可自由拼接的敘事素材。
更令人不安的，是判決翻轉的過程。一審與二審法院基於嚴格證據審查，認定查無具體對價關係與明確職務行為而判無罪；然而在未出現任何新增實體證據的情況下，更一審卻改判有罪，理由在於法律敘事的轉換，將對價擴張為相當對價，將犯意轉化為不確定故意。這正是「羅生門」的瞬間，不是事實變多，而是理由準備好了。當理由足以自我說服，跨越底線便顯得合理。
在此類案件中，警察筆錄常被誤認為中性紀錄，實際上卻同時承載證人的自我防衛與偵查者的拼圖需求。當司法以整體看起來說得通作為判斷依據，而非逐一檢驗其可驗證性，敘事便凌駕證據，證據法則與無罪推定也隨之被侵蝕。
若堅守嚴格證據標準，法院理應正面回答，在沒有實體證據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僅憑變動中的證詞定罪；對價是否為事前合意而非事後推論；不確定故意是否被擴張為推定有罪的工具。若無法給出可驗證的答案，誠實的選擇應是停下來，而非再跨一步。
「竹林中」提醒我們，人會為自己重寫故事；「羅生門」提醒我們，一旦理由成立，跨越底線會非常快。郭瑤琪案不是特例，而是一個制度警訊。當判決依賴敘事而非證據，依賴推論而非驗證，依賴社會期待而非程序正義，司法便站在「羅生門」的陰影之中；而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冤獄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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