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新公布的校事會議修法，新瓶裝舊酒；修法後，完全沒有依據實施數年法條中所產生的弊病，進行檢討與修正。
解讀前陣子監察院公布的國家人權報告書，與1月12日針對校事會議的座談會。這些遠離基層教育工作者，帶著教師們總是「迫害或是體罰」學生的先入為主的偏見，進行所有的討論與建言。
誠如翁國彥律師，在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危機解密座談中，所提出的另一種觀點。一開場，他舉出好幾個因為校事會議被記申誡的荒謬案例，看了真是叫人心寒。同時，他針對此次公佈的人權會報告，提出眾多疑義。
其中，翁律師提出，校事會議調查報告只針對「事實認定」部分對學校有拘束力，「懲處建議」則無拘束力，議處單位有權做出不同決議。他在結論與建議部分提到：「面對修正教師解聘辦法，如此大幅擴張調查範圍，只為了抓出少數漏網的嚴重個案，導致教師們採取防禦性教學輔導，衍生的成本遠超過最初修法的目標。」
翁律師更是提到：「只要是人，都會犯錯，任何制度都要給予容錯空間，然而目前制度不給老師有絲毫容錯的機會。現行校事會議制度，是一台沒有容錯空間的絞肉機，將所有案件全部絞入，大量進行調查，成立後一律懲處，剝奪行政主管原本彈性處理的空間。」（引自翁國彥律師1月12日座談會的簡報內容）
當台灣教育無能處理在教室失控的學生們，連記過都無法嚇阻學生偏差行為的同時；卻有這麼多中小學基層老師們被懲處、被記申誡、被記過？
這到底是一個怎樣荒謬的現象呢？
筆者從事基層教育工作20餘年，面對無數學生們各種霸凌的生態。簡而言之，再小的孩子，都有「具體而微」的「人性」。也因此，20餘年來，在處理學生們之間的霸凌相關問題時，筆者都得無比細膩的抽絲剝繭。
然而，根據雅言出版社的《教養大震撼》一書，其中第4章提到幼童說謊，該篇章標題為：「說謊，父母常在不知不覺中予以鼓勵。」針對兒童說謊的科學研究，乃是為了模擬兒童在法庭上作證的狀況；兒童說謊的科學研究，正是為了「法庭訴訟」才應運而生。美國一年有將近十萬多小孩上法院作證，通常是為了爭奪監護權或家暴官司。
而成人的測謊系統應用在兒童身上的時候，出現極大的失敗率。據研究，兒童撒謊時的徵候與成人的差異甚大，即便是要警察去判斷兒童所說真話假話，答對率只有45%，比丟銅板的正反面機率還要低。而老師們面對兒童說謊的答對率有60%，甚至於很多老師們反應，如果是遇到自己教過的學生，答對率會比60%高。
說謊，與2-3歲的幼童對於世界充滿想像力也有關。筆者曾觀看網路上走紅的2歲幼童童言童語：母親問她手上的紅腫怎麼來？事實上，並沒有紅腫。幼童可以編出一段她剛剛走路跌到，不小心撞到桌子等等故事。
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說謊是人類一種「高功能」認知行為的表現。
但是，當校事會議的檢舉，大量採用學生們的證詞，甚至於採用不在教室現場，光是聽學生們片面之詞或是不完整轉述的家長們證詞。這些在法律上無法構成證詞的「傳聞證詞」，卻變成校事會議中，教師們無法駁倒的鐵證，成為校事會議中「仿若帝制時代聖旨」般的調查報告內容。
教師如何去自證清白？要如何去證明「自己沒有說過的話」？「沒有做過的事情」？於是，無數受傷或是被這樣威脅恐嚇的教師們，採取全天候錄音自保，隨時處於「驚弓之鳥」的狀態，面對每一天的教學現場。叫人怎麼不精神耗弱？這是教育現場該有的常態嗎？
新修的校事會議法規，校長不參與投票，但還是由校長邀集參與校事會議的人選。表面上，校長不參與投票或是調查，教育現場運行上，哪一個校長邀請來的人，不會往校長要的方向辦案？揣摩上意，符合校長要求去辦案。
而現行考核辦法，除了考核會面對調查報告內容，可以針對校事會議調查報告採取懲處措施之外，校長竟然還有最終改核權利。球員兼裁判，教育部已經把中小學校長們的道德能力，恭維到聖人般的地位了吧？
目前台灣教育現場，無能且無權處理學生諸多偏差行為，就算把學生記過也無法產生實質教育效果；卻變成透過校事會議，把一輩子讀書可能無往不利的教師們，一一懲處申誡或是記過，以此滿足家長或是社會的期待
失速列車般的校事會議，變成台灣教育現場的「絞肉機」，絞入教師尊嚴、教師人權、教師生命權與工作權。為數眾多的基層教師們得去身心科吃藥、找尋心理諮商協助，更令筆者寒心的是：無處伸冤的教師，選擇輕生，用最極端的方式，面對虛弱慘白的校事會議制度與職場霸凌，最無聲的抗議......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