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孕母修法爭議，真正令人不安的，早已不是立場不同，而是藍白逐漸形成一套彼此護航、拒絕正面回應制度風險的共犯結構。

國民黨立委陳菁徽在立委任內，兼任生醫公司董事，同時提案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並增訂「代孕服務機構得收費」。立法者與潛在受益產業高度重疊，本就應接受最嚴格的利益迴避檢驗，這不是政治鬥爭，而是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

然而，民眾黨立委陳昭姿非但沒有要求釐清，反而選擇護航，甚至將「圖利疑慮」偷換成「醫師服務病人」。這種說法刻意模糊公共權力與專業行為的界線。醫師依法行醫不是問題，問題是立委修法是否為特定產業創造制度紅利。

更荒謬的是，陳昭姿試圖拿其他醫師立委推動公共醫療政策來類比。主治醫師在醫院執業，與兼任醫療機構董事、同時推動制度開放，兩者在制度風險與利益結構上，根本不能相提並論。這種比擬，只是轉移焦點。

表面上，陳菁徽宣稱「退出審查」，但提案仍留在委員會內，由同黨立委繼續推動；形式退場、實質續推，無法消除任何疑慮。

更令人震驚的是，民眾黨高層公開表示，因為前黨主席曾私下承諾要推動代理孕母法案，所以必須「信守承諾」。但請問，政黨內部的私人承諾，憑什麼要全民承擔制度、醫療與法律風險?

當立法不再以公共利益為唯一標準，而是為了兌現政治交易與個人承諾，這不只是代孕法案的問題，而是台灣民主政治是否還守得住制度底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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