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對暴力的判準，其實從來不複雜。任何人，無論其政治立場、性別認同或社會身分，只要故意以致命工具攻擊執法人員，本身就是明確的暴力行為。這條底線，正是法治社會得以存在的根基。

 

當一個人駕車衝撞執法人員，這在法律上構成即時且致命的威脅。在此情境下，執法人員依法使用致命武力，屬於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都承認的正當防衛與合法職務行為。這一判斷，不因行為者是誰而有所不同，只取決於行為本身是否對他人生命構成迫切危險。

 

如果今天做出同樣行為的是極右分子、宗教狂熱者，或任何其他立場的人，輿論不會也不應存在模糊空間。法律的適用，必須一體同仁，否則法治便淪為情緒的附庸。

 

真正令人警惕的，並非媒體對死者表達同情，而是部分媒體刻意轉移敘事重心的操作。報導中，衝撞執法人員這一關鍵行為被淡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個人身世、善行與情緒故事的反覆鋪陳，最終將合法執法描繪成「謀殺」或「國家暴力」。這已不是單純的新聞取材取向，而是一種價值動員式的敘事工程。

 

當媒體先行決定誰是「弱者」、誰是「壓迫者」，再倒推出是非對錯，社會就被迫接受一個危險訊息：只要身分正確，行為便可以被合理化。這種敘事並未守護任何弱勢，反而侵蝕了所有人的安全，因為它動搖了「暴力必須被制止」這一最基本的共識。

 

民主的核心，不是情緒的競逐，也不是立場的對抗，而是清楚而一致的判準。行為是否違法，是否對他人構成即時致命威脅，國家是否依照既定法治程序行動，這些才是公共討論應該緊扣的重點。

 

若法治必須先檢查一個人的身分，才決定是否適用，那它已不再是法治，而只是包裹著道德語言的選擇性正義。今天可以為某一方顛倒黑白，明天同樣的邏輯也能被用來為另一方製造例外。屆時，真正被犧牲的，不是任何特定族群，而是整個民主社會對法律的信任。

 

結論其實只有一句話：不是因為她是誰，而是因為她做了什麼，才導致結果。文明社會若連「暴力就是暴力」都不敢直言，那麼我們失去的，將不只是一次公共討論的誠實，而是法治本身。

◎蕭錫惠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