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校事會議，教育部相關修法延宕至2026年1月12日公布。去年11月公布的修正草案，猶如試水溫般，企圖測試各個團體的反應。
筆者身為校事會議受害者之一，一點也不樂觀。漏洞百出的制度，到底如何修?教師專業，怎麼會從家長投訴內容來決斷「大案」與「小案」?實行五年以來的校事會議，冤案重重。台積電晶片上市前，尚且要通過無數測試，良率比例有多高?有問題的晶片更是要深入研究，藉以提高整體良率，減少產業損失。
然而，校事會議法案，牽涉台灣學生受教權、教師尊嚴、教師生命權與工作權，已經有不少教師蒙冤難解，憤而輕生離世。這麼多的冤案，未能重新審視，如何改良失靈制度?
正如最新一期今周刊(1514期)中的採訪報導，台灣教授協會創會秘書長廖宜恩所言:沒有人反對處理「真正」的不適任教師，但過程草率進入調查，即便不成立，教師早已經名譽受損、喪失教學熱情。台灣教授協會會長薛化元教授更是坦言:校事會議所造成的不當處分，很大部分源自校長的獨斷決定，如何避免校長權力濫用，應該是改革的重點。
筆者於112年11月份，一個月經歷二次校事會議調查。每一份調查報告書，都僅有三張A4薄紙，大約5-6面的照抄法條居多的文字。調查小組僅只有單向訪談2-3次，更沒有交叉比對原始資料，就可以偏頗的形成這一份彷彿聖旨般、無法撼動的調查報告書。
區區3張紙，讓從事教學工作多年，熟稔面對家長濫訴解決之道的筆者，碰上失靈校事會議制度，與惡質校長動用改核權，前所未見，連續兩年被記了小過、考績乙等。筆者聘請的律師的申訴文件堆疊如山，真正的「上駟對下駟」。律師專業的書狀，對上毫無法律專業素養的校事會議粗糙草率的調查報告。無論是學校、教育處，甚至於是教育部的答辯書與回覆，都顯得稀薄可憐。
筆者埋首層層疊疊的書狀中，掉出來一張多年前家長親手寫的明信片。當時她身患重症，正在進行相關治療。許多孩子的事情，只好筆者一人一肩扛起。等她療程結束，筆者一一還給她家長的責任。事實上，剛開始她很不習慣，甚至於有些生氣與排斥。後來，家長終於清楚筆者是為了長遠的親子關係，與學生本身長久的未來而努力，也願意調整自己和孩子的互動模式。
親子教養、師生關係，甚至於親師生關係，往往牽涉人內心的「自我察覺」。無論哪個角色，往往會投射自己成長過程中學習經驗，也許是美好的，也許是帶著創傷的，交雜出繁複的情緒與經驗堆疊，誰是受害者?都還不一定。
只是，失靈的校事會議制度，遇上無能解決問題、只能濫權維持威嚴的行政主管。台灣教師人權、生命權與工作權被踐踏，受害的，終將是守護台灣學子們第一張生命安全網絡的中小學教師們。
有毒的教學工作環境、仇師的社會氛圍、不夠強而有力的工會團體、漏洞百出的校事會議法規和現行考核辦法、失能的教育局處，以及各種過水般的申訴救濟方式。
要怎樣解決教師荒?
要怎樣留住真正有志於教學的教師?
要怎樣保有教師人權與尊嚴?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