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因《港版國安法》遭判有罪，並非單一司法案件，而是一個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象徵事件。這起判決，對台灣而言，其意義遠超過「聲援或譴責」的層次，而是再次具體揭示了「一國兩制」在現實運作中的終局樣貌。

黎智英的身分是媒體創辦人、企業家，也是公開批評中共體制的意見領袖，他所代表的正是北京長期視為「必須被馴化」的那類公民角色，港版國安法上路後，「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勢力」等高度模糊的罪名，讓原本受普通法保障的言論、新聞與政治參與，一夕之間成為可被刑事追訴的行為，這正是港版國安法最關鍵的本質：不是針對暴力，而是針對立場；不是制止犯罪，而是劃定忠誠界線。北京曾向香港與國際社會承諾「五十年不變」，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將受保障，然而黎智英案顯示，當中央權力認定「國家安全高於一切」時，所有制度承諾都可以被重新詮釋、甚至直接覆蓋。

如果制度保障可以被單方面修改，那麼「高度自治」究竟靠什麼維持？黎智英不是因為推翻政權而被定罪，而是因為他「持續存在且不順從」，這意味著，一國兩制並不容許長期、多元、制度化的反對聲音。台灣社會過去常有人主張，可以在維持民主生活方式的同時，與中國建立某種政治安排。但香港的經驗清楚顯示，一國兩制的運作前提，並非制度互信，而是最終解釋權與主權的單向集中。黎智英案提醒台灣三件事：1.制度不是寫在文件，而是權力結構；2.沒有主權保障的自治，終將被他人重新定義；3.當國安概念無限上綱，自由必產生危害。這並非情緒性的反中論述，而是對制度演變的冷靜觀察。

最危險的，不是香港發生了什麼，而是世界逐漸習慣了它，當政治犯被稱為「依法判刑」、當新聞自由被重塑為「外部勢力滲透」，真正流失的不是某一個城市的自由，而是對自由本身的判準，對台灣而言，黎智英的定罪不是遙遠的新聞，而是一面鏡子——照見「一國兩制」在現實權力結構下的最終結果，現今選擇權仍在台灣人手中，但前提是：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國兩制」危害已經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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