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民主社會中一個愈發顯著的現象，是公共監督的正當性逐漸被情緒化的輿論文化侵蝕。無論是政治領域的民代，或教育現場的教師，都愈來愈常在未經查證、資訊片段化的情境下，遭遇過度指責甚至全面性的輿論攻擊。這種趨勢不僅反映監督文化的變質，更可能對國家治理與教育品質造成長遠而深刻的制度性傷害。

在政治領域，立法委員作為民意代表，本應接受監督。然而，當監督不再區分事實與情緒、不再強調程序正義，而流於「預設罪責」或「放大瑕疵」的集體撻伐時，監督便偏離其本意，轉變為一種政治性的社會懲罰。近年的案例顯示，只要出現一段未經查證的訊息，便可能引發全面性的社群攻擊，使個案尚未釐清之前，當事人已承受名譽損害與政治壓力。此一現象，是典型的「輿論先行、事實靠後」問題。

教育現場亦有相同困境。教師專業長期缺乏社會理解，而匿名檢舉制度更使教師經常無法得知具體指控或釐清誤會。此類投訴往往基於個別家長的不滿、對教學專業的誤解，甚至是單一事件的片段資訊。當家長可以以極低成本發動匿名指控，而教師卻需承受高風險的輿論與行政壓力時，教育環境便逐漸形成「高風險、低保障」的專業場域。

這些現象共同指向同一社會變遷：民主化後的公民社會雖獲得更多權利，但監督文化背後的倫理與責任卻未能同步成熟。權利若缺乏約束，便易淪為「濫權」。而這樣的濫權並非由制度本身造成，而是由監督文化的退化所導致——監督者免責、被監督者承擔所有後果。

此趨勢所帶來的結構性後果不容忽視。政治與教育本屬高度專業且亟需穩定的人才投入，但當社會環境形成：

  • 不容許犯錯的零容忍文化
  • 以情緒代替事實的輿論審判
  • 匿名指控成本極低、證明清白成本極高
  • 專業不受尊重、程序正義不被重視

最終便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制度性問題。優秀人才將更加排斥投入政治與教育，而留下的是更願意迎合情緒、回避責任或不在意專業倫理的人。政治治理品質下降，教育投資報酬減弱，國家軟實力則會在長期中遭到侵蝕。

要扭轉此一趨勢，必須從制度與文化兩方面著手。制度面可改善匿名投訴程序、增加查證機制、確保當事人的回應權與資訊透明。文化面則需重建理性公共討論的基礎，讓監督回到事實、程序與比例原則，而非以輿論壓力作為工具。

民主的力量不在於監督是否尖銳，而在於監督是否正當。唯有建立健康的監督文化，才能讓政治與教育這兩大社會基石重新獲得信任，也才可能避免整體制度隨情緒潮流而不斷下沉。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