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高等教育現場可以深刻感受到：離開教育界的，往往不是那些能力不足或敷衍度日的老師，而是原本懷抱理想、願意投入、且真正能撐起教育品質的一群人。他們的流失，不是單純「勞動力」的短缺，而是整整一個世代高等教育人才的消逝。

這些老師能把學生從低迷狀態帶領出來，能塑造健康的班級文化，也能在課堂上重新點亮學生對學習的渴望。諷刺的是，正是這些最有熱忱、最投入者，卻在體制的縫隙裡悄悄滑落出去。更殘酷的是：離開的速度，遠遠快於能補上教育使命感者的速度，形成難以逆轉的人才外流。

國外經驗早已提醒我們：人才流動是教育品質的核心關鍵。芬蘭在2000年起也面臨少子化問題，同樣大量調整教師制度，但他們始終堅持「教學專業」而非「行政管理」主導教育。新加坡的教育部更以「全國人才培育系統」來看待教師，而非把老師視為可替換的成本。反觀國內，註冊率、保留率仍是評比大學的主導指標，使得行政邏輯凌駕教學現場，讓教師的適任與否，依舊用「學生能否留得住」來判斷，而非「學生是否真正學會」。

更令人憂心的是，在某些學校，聘任制度仍以親疏關係、內部網絡作為依據，真正具有教育熱情與能力的老師常被排擠、被忽視、甚至被迫離開。這對整體教育環境造成的傷害，遠比招生困難更深、更長遠。

教育崩解的問題，從來不是單一面向。今日世代素質的逐漸鬆動，其根源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雙重失能—前者忽略教養責任，後者陷於行政官僚與績效指標的泥沼。老師被迫疲於行政、家長對學校高度依賴、學生失去學習動力，讓教師更難以完成本職。

面對快速惡化的人才斷層，我們不能再以「招生不易、留生更難」的口號蒙混過關。台灣需要的是：

一、回到教學專業為本：建立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學投入的多元評估，而非以註冊率決定教師價值。

二、完善教師聘任制度：引入外部學者審查、增加透明度、降低校內關係人影響力。

三、打造可持續的教師職涯：改善待遇、降低行政負擔，使教師能把時間真正花在學生身上。

教育不是一份「選擇題」，而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當一位好老師選擇離開，就代表着整個世代失去一次「被翻轉的可能」。教育界與政策主事者不可再輕率以待—否則，下一個離開的，也許正是我們最不能失去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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