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台灣，不是教師超額問題，反而是嚴重教師荒？
反觀國際，世界各國都產生教師荒的問題，台灣該如何面對呢？
新進教師薪資待遇不佳，再加上家長濫訴零成本，校園內行政工作過量，校長濫用行政裁量權等校園職場霸凌，屢見不鮮，甚至於教師校園內跳樓輕生，新聞事件卻不斷被掩蓋，更別提還有許多學生們情緒暴走、在教室互毆導致送醫急救等等。
2019年修訂的教師法，出現了校事會議這個在校園實施審判的機制。緊接著，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此法尚未能產生明顯效果。
2024年4月重新修訂，加上疫情過後，此法造成校園如公堂，家長零成本濫訴，無需人證和物證，就可以將第一線教師用校事會議起訴，教師聘請律師也只能陪同，而無法像法院有公平正義的證據公開、言詞辯論。
為數不少的校長或是主任如同行政巨嬰，無能處理家長濫訴，便將第一線教師送上祭壇焚燒公審，滿足非教育專業家長的齜牙咧嘴，發洩己身情緒，造成校園風暴連連。
校事會議早就是台灣校園內另一種形式的白色恐怖，變成校長濫權、剷除異己的利器。校事會議和行政裁量權是校長的兩把刀，可以任意砍向第一線手無寸鐵的基層教師。
刑法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尚且要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們有高度法律哲學深度涵養，與人性高度覺察，才能做到。而基層教師面對家長濫訴，常常必須針對自己「沒有做的事情」、「沒有說的話」，去進行答辯與自我澄清。試問：「無罪推定」原則在哪裡？即便事後調查結果不成立，教師也已經被傷害到遍體鱗傷、聲名狼藉。
筆者擔任小學導師20餘年，觀察教育現場，深感中小學教師身負重任，是台灣教育現場學子們第一張生命安全網絡。筆者陪伴過各種特殊生，包含自閉症、亞斯伯格、情障、過動、腦性麻痺......陪伴他們面對和他人相處的種種艱難課題。或是家中遭逢巨變，父母離異，或是意外身亡，陪伴學童面對情緒的各種起伏與悲傷。甚至於有父母親都在監獄，從出生就在寄養家庭的小男孩，強烈的防衛機制、缺乏安全感的攻擊行為，這都需要教師不斷用各種層面，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與教師專業能力，方能貢獻安全網絡的棉薄之力。
筆者長年研究與累積許多學童個案分析。深入探討學童和各式各樣的家庭動力、父母親關係，造成學童本身學習樣貌與障礙。少子化，應該是台灣教育精緻化的轉機。然而，教育乃百年大計，非一朝一夕可窺見成果；近一步來說，教育更是國之根本，需要不分黨派、眾人齊心協力來關注教育議題。
筆者有幾點建議如下：
一、解決校園濫訴零成本：
實施具名投訴，必須提供具體證據。投訴者也須擔負相關法律責任，教育部理當擔任第一線教師強力後盾。公用訴訟費用，不應該只有提供校長使用，而是面對誣告，也能夠透過法律途徑，還給教師真正的清白。
二、少子化，教育精緻化：
降低班級人數，提高教師編制，真正關注基層教師的教師專業能力，與量化與質性分析台灣學童的學習現況。
三、廢除校事會議相關制度：
2019年之後，全國各縣市政府總共啟動多少次校事會議？啟動多少校安通報？有多少老師被懲處記過？有多少老師被停聘和解聘？高等法院有多少相關行政訴訟的案件？教育部應當進行量化調查，並且深入進行質性分析研究。這一切，絕對不是個案，而是教育現況的暗潮洶湧。
四、去除校長行政裁量權：
高度人性化的教評會與考核會，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之下，校長能夠影響整體風向球。漢娜·鄂蘭在二戰結束提出的「平庸的邪惡」，官僚制度的習氣，教育現場缺乏正義發聲的勇氣，導致校長行政裁量權濫權，恣意濫權懲處不聽話教師，或是勇於為學生發聲的教師，造成校園風氣封閉。教師，如何真正當學生民主之典範？
當修正後的教師法中的校事會議，無能篩選出不適任教師，造成學生們也必須進入被調查的程序，只為了區區一位家長的投訴，這才是嚴重影響全班學生們的受教權。
校園非公堂，乃是台灣教育之重要核心場所。教育，為國之根本。當認真的老師、無辜的學生們，為了濫訴，犧牲眾多學生們的受教權，教師們賠上身心健康。這樣，真的是對教育有幫助的嗎？
台灣教師人權何在？228談轉型正義，不應該只有在228當天;課本提到陳澄波與湯德章，要學生們記取這些歷史人物的犧牲，教育現場不應該同時製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冤案。
終結白色恐怖，廢除校事會議，重視學生的受教權，重視教師人權。
文/莊蕙菁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