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一個多月前，我發現紐約時報與倫敦的金融時報這兩份英文報又「重回」敦化南路上Shangri-La酒店Lobby的一家珠寶店；因此周末，我偶而從六張犁住處走到Shangri-La，買這兩份周末報看看，順便在一樓的Lobby Court請Bartender Ruby 幫我調一杯Gin & Tonic，或上6樓「李白居」請經理Emma做一杯Campari Soda。

之前，我通常到南京東路的兄弟飯店，它Lobby的最邊間有家藝品店，買這兩家英文報的周末版（它還販售日文報紙），然後到鄰近復興北路上的Caff è Chat，在它的長條木頭Bar悠閒的喝杯熱美式咖啡，翻閱周末報的豐富的增刊內容。

自從進入網路時代，不論在台北或紐約、新加坡、香港等國際酒店通常在大廳某個角落都有販售不同國籍的報紙、雜誌、書本的店面也都逐漸消失了；過去每天一大早送到房客門口的報紙，已被App取代，而且下載更多媒體給房客選擇。但我習慣「舊式」的悠閒，點Room Service，躺臥在King Size的床上翻閱晨報；因此我都會向陪我到房間辦理Check-in的專人（他或她都很周到的表示，「我是你住在酒店這幾天的Butler」）請酒店每天送報紙到我的住房，除了選擇國際版的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等之外，再加一份當地的英文報。

閱讀英文書報雜誌雖是類似像我這種「活」在網路世代之前的「印記」，但卻是我生活在「解嚴」之前的1970、1980年代、突破國民黨政權愚弄、封閉台灣人民的一種管道，雖然那時所有能在台上市的外文媒體都得經過「警總」的審查，而整期查禁、某頁被撕掉或某段文字被塗黑都是常有的事，所幸那時「美軍」駐台，很多專賣洋書的舊書攤，都可買到查禁的刊物。

其中讓我「大開眼界」的就是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IHT，國際前鋒論壇報）也就是目前台北市面的「紐約時報」國際版。我記得是我在中國時報服務（1980-83）這段期間自己訂閱這份有悠久歷史、具有影響力的英文報。它是在巴黎編印、內容相同、唯一在世界各地發行的「地球村」英文報（借用加拿大傳播學者Herbert Marshall McLuhan所創的名詞），由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以及某家我已遺忘的電訊公司）共同投資經營，因此從一份報紙可以閱讀到兩家對全球事務具有影響力的英文報。

1970年代我讀新聞學系的時候，很多老師常以這份報紙為「質報」的例子，但始終不見廬山真面目，有天無意間在西門町台灣英文雜誌社的店面第一次「發現」當時用聖經紙印的這份報紙（印象中某則新聞被塗黑），店員告訴我這份由巴黎空運來台，「最新」的報紙也在出刊日期的三四天之後。隨著通訊科技的演變，1980初，這份在巴黎編輯完版，經由人造衛星傳版到香港、在香港印刷的報紙，之後再空運到鄰近的城市，包括台北，再經過「警總」的審查，最快於當日下午3、4才會出現在台北的書報攤上，而訂戶通常在隔天才收到這份報紙。

但無論如何，我也因為閱讀IHT的寫作與報導，印證「新聞採訪寫作」教科書與課堂所陳述的「客觀、公正、完整」並非只是理論（今日台灣媒體的報導寫作也沒好到哪裡，某個角度甚至更糟。）；而它多元化的內容顯現台灣報紙內容的貧乏（台灣媒體常批評國人「沒有世界觀」、「不夠世界觀」，主要的原因是媒體造成的。）1987年「解嚴」後我第三度加入「自立」晚報系，我在自立晚報與早報所規劃與主編的某些內容，就是我多年閱讀這份（與其它英美）報紙所給我的啟發與靈感。

「解嚴」之前當時廣泛在小學發行的國語日報國民黨所辦的「中央日報」刊登最多國際新聞。「中央日報」第二版是整版的國際新聞；國語日報第一版左邊總固定刊出黃驤選譯自當時美國三大新聞雜誌Time、Newsweek、US News &World Report的內容，有時事、有科技新知、有天文地理等等。

也因為我一直在媒體業，了解台灣媒體的生態與內容，因此我不讓「整份」的報紙或雜誌出現在我家的客廳，但我經常從中文報，如國語日報剪國際、人文、科學等新聞給女兒閱讀（還有訂閱諸多英文雜誌與報紙）；她大三那年的生日，我特別訂閱Wall Street Journal給她當作生日禮物，彌補她遺傳到我們雙親財經知識的缺乏。

這年代已不流行「剪報」，女兒也在紐約成家工作，但我每次看到這幾份英文報紙刊出讓我心有戚戚焉的文章，還是習慣mail給她與她分享，You've got mail。我雖然愛看報紙，但在某些時候報紙與電子版的媒體還「融合」得蠻好的，通常我先上這兩家英文報的網站，瀏覽是否有喜歡的文章，再出門去買報紙，打發一個周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