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威耀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隨著全球邁向2050淨零碳排，積極發展具備基載電力特性的再生能源已是國家發展的當務之急。在地熱能開發中，「火山型地熱」因地下岩漿活動旺盛、熱源充足，全球超過九成的地熱發電廠皆是利用活火山或休眠火山地區的「火山型地熱」進行發電。台灣同樣位處環太平洋火山帶上，擁有極為豐沛的地熱資源潛能，而孤懸於宜蘭外海的活火山島——龜山島，正是這座島國極具戰略價值的綠能寶庫。由於火山型地熱的溫度通常高達200℃以上，相較於台灣目前全力開發的變質岩區地熱溫度約在120℃~160℃，火山型地熱單位開發成本能大幅降低。一旦成真，不僅有機會能讓宜蘭縣實現全縣民生用電100%使用綠能的願景，更能為台灣享用穩定、乾淨的基載電力。在此，筆者針對龜山島提出兼顧生態與綠能的「分階段開發藍圖」：第一期： 建立前進基地階段，預計建置到完成需時兩年。於龜山島陸上建置200KW~500KW的地熱發電機組，並搭配海水淡化設備，以滿足島上基本用電與淡水需求。在此同時，針對龜山島周邊海域進行詳細地熱潛能調查。第二期： 建置地熱發電廠階段，預計建置到完成需時五年。邁向海洋，建構海上鑽井平台，並在平台上分層設置20~50MW的地熱發電機組，並透過海底纜線將電力送回台灣本島。在此期間評估颱風和東北季風對平台的影響程度和應變方案，作為後續規畫觀光休憩的參考之用。第三期： 整合綠能休憩階段，預計建置到完成需時三年。將海上平台發電容量擴大至50~100MW，並結合郵輪平時常駐颱風撤離的模式，以直升機接送和多樣水上活動為賣點，打造「綠能 + 觀光 + 遊憩」的多元示範園區。然而，這項藍圖至今仍淪為紙上談兵，最大的絆腳石不是技術，而是疊床架屋的行政管轄權問題。目前龜山島的行政區域隸屬於宜蘭縣頭城鎮；島上的軍事管制與國防安全由國防部管轄；海上與登島的觀光遊憩業務歸交通部觀光署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主導；周邊海域與生態資源涉及農業部漁業署（或海委會海巡署）；若涉及地質鑽探與地熱能源法規，又牽涉到經濟部能源署等單位。多個管轄單位各行其事、權責錯綜複雜，導致有意投入的開發業者望而卻步。面對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的急迫性，台灣沒有本錢繼續內耗。筆者強烈呼籲行政院應拉高決策層級，儘速召集上述具有管轄權的相關部會成立「龜山島地熱開發跨部會協調專案小組」，主動釐清權責、鬆綁法規、簡化行政審查流程。別再讓公務體系的管轄權爭議，卡死了這座活火山島的綠能曙光。行政院應展現決心與行政效率，帶領相關單位齊心協力開啟龜山島的地熱發電鎖鑰，為台灣的永續未來注入真正潔淨的基載綠電！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極端降雨事件頻繁發生，無論是短時間強降雨造成的都市淹水，或是長時間缺雨引發的缺水危機，都讓我們重新思考人與水的關係。對台灣而言，平均年降雨量雖高於世界平均，但降雨時空分布極不均勻，往往呈現「雨多則淹水、雨少則乾旱」的情況。尤其在高度都市化的今天，大量不透水鋪面取代了自然土地，使得城市面對暴雨與缺水的雙重挑戰更加嚴峻。因此，未來都市治理不應只是追求排水速度，而應朝向「與水共生」的韌性城市發展。過去的都市防洪思維多以工程排水為主，強調將雨水迅速導入排水系統與河川。然而，當極端降雨強度超過設計容量時，排水系統往往不堪負荷，造成道路積淹水、地下空間受損甚至交通癱瘓。近年來雙北、桃園、台中及高雄等都會區都曾出現短延時強降雨造成局部淹水的情況，即使排水系統持續改善，仍難以完全因應超越設計標準的豪雨事件。因此，現代城市防洪已逐漸從「快速排除」轉向「延緩逕流與就地滯留」。透過滯洪池、公園下方蓄洪空間、透水鋪面、雨水花園及綠地系統等設施，讓雨水能夠暫時停留並逐步排放，不僅可降低排水系統瞬間負荷，也有助於地下水補注。例如都市公園在平時提供休憩功能，豪雨來臨時則轉換為滯洪空間，兼顧生活品質與防災需求。這種「海綿城市」概念已成為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要發展方向，值得台灣持續推廣。除了防洪之外，水資源回收與再利用更是未來都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面對反聖嬰現象可能帶來的乾旱風險，以及人口與產業持續集中於都會區的趨勢，僅依賴水庫與河川供水已難以滿足長期需求。都市每天產生大量生活污水與雨水，如果經過適當處理，其實都是可再利用的重要水資源。近年來再生水已逐漸應用於工業製程、景觀澆灌、道路清洗及公共設施維護，不僅減少自來水消耗，也提高整體供水系統韌性。未來大型社區、商業大樓及公共建築應更普遍設置中水回收系統，將洗手、淋浴及冷卻設備排放的水資源經處理後循環利用。同時，雨水貯留設施也可納入建築設計，將屋頂與廣場收集的雨水作為灌溉及清潔用途。當越來越多建築成為小型水循環系統，城市整體的用水效率將大幅提升。談到都市與水的關係，河川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過去許多都市河川治理強調防洪安全，大量採用高聳混凝土堤防與渠道化工程，使河川逐漸與市民生活脫節。然而，河川不應只是排洪設施，更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與生態廊道。近年來許多國際城市已開始推動河岸復育與親水空間建設，透過步道、自行車道、河濱公園、生態濕地及休憩平台等設施，讓民眾重新親近水域環境。台灣各大都會區擁有豐富的河川資源，例如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高屏溪及愛河等，都具有發展親水空間的潛力。河灘地不僅可提供運動、休閒及環境教育功能，也能兼具滯洪與生態保育價值。然而，河灘地親水設施建設必須建立在安全與韌性的基礎之上。由於台灣河川受颱風與豪雨影響顯著，河道變化快速，因此相關設施應採取可拆卸、易復原及耐淹設計，避免災害發生時造成重大損失。同時應保留足夠行洪空間，避免過度開發影響河川排洪能力。唯有尊重河川自然特性，才能在安全與利用之間取得平衡。面對未來極端氣候挑戰，都市治水已不再只是水利工程課題，而是結合防災、環境、地質與生態的綜合治理工作。從建構海綿城市、推動水資源循環利用，到打造兼具防洪與休憩功能的河岸空間，我們需要的是一套與自然共存的城市發展模式。當城市能夠留住雨水、善用水資源、親近河川並尊重自然運作規律時，才能真正建立面對氣候變遷的韌性，也讓下一代擁有更安全、更宜居且更具生命力的生活環境。

近日有關今年可能是超級聖嬰年的報導，再次引起我們對極端氣候的關注。對多數民眾而言，聖嬰或反聖嬰只是氣象名詞，但對台灣這座高山陡峻、地質年輕且人口高度集中的島嶼而言，氣候異常不僅影響氣溫與降雨，更可能牽動一連串地質災害與公共安全問題。一般而言，聖嬰現象會使太平洋海氣系統產生變化，台灣容易出現暖冬、高溫及強降雨事件增加的情形。部分年份雖然颱風數量未必增加，但生成位置偏東、行經海域較長，往往容易發展成強烈颱風，帶來驚人的累積雨量。反之，反聖嬰現象則常伴隨春季降雨偏少、乾旱風險升高，部分地區可能面臨水資源緊張。然而，反聖嬰並不代表災害風險降低，當大氣環流異常調整時，局部地區仍可能出現短延時強降雨與極端天氣事件。台灣位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是全球著名的年輕造山帶。地層受擠壓作用影響，岩體破碎、節理裂隙發達，加上地形高差大、河川坡降陡，一旦遭遇極端降雨，往往容易引發山崩、地滑、土石流及河岸侵蝕等災害。尤其在聖嬰年可能出現的豪雨與強颱環境下，降雨強度超過坡地承載能力時，原本處於臨界穩定狀態的邊坡便可能失穩。近年許多山區道路中斷、聚落受威脅甚至大規模崩塌事件，都與極端降雨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反聖嬰帶來的乾旱問題也不容忽視。長時間降雨不足會導致土壤含水量下降，岩體風化裂隙擴張加劇。當後續豪雨突然來襲時，雨水沿裂隙快速入滲，孔隙水壓急遽升高，反而可能誘發更大規模的邊坡滑動。此外，地下水超抽所造成的地層下陷問題，在中南部沿海地區已存在多年。當旱象加劇，地下水需求增加，若缺乏有效管理，不僅影響供水安全，也可能損害基礎建設與國土利用。值得注意的是，氣候變遷正在放大聖嬰與反聖嬰所帶來的影響，台灣南北水資源不均的狀況也越來越明顯。過去我們習慣以歷史經驗推估災害規模，但近年來「久旱之後暴雨」、「短時間超大豪雨」以及「高溫與強降雨並存」的情況愈來愈常見。這意味著傳統以平均值為基礎的規劃模式已逐漸不足，工程與防災思維必須從追求效率轉向強調韌性。從工程地質角度來看，韌性不只是抵抗災害的能力，更包括災害發生後快速恢復功能的能力，「多來源 + 分散化 + 備援化」是建構韌性防災的必要條件。面對未來更加不確定的氣候環境，我們需要建立的是多層次且具備備援能力的國土與基礎設施系統。例如加強山區邊坡監測、推動集水區整體治理、建立海水淡化廠、多層次利用再生水和雨水、管理和監控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開發、提升道路與橋梁的耐災設計，以及建立更完善的地下水補注與水資源調度機制。這些措施或許無法完全避免災害發生，但能有效降低災害造成的損失與社會衝擊。台灣無法改變聖嬰與反聖嬰的自然循環，也無法阻止極端氣候的來臨，但可以透過科學調查、工程治理與長期規劃提升整體社會的適應能力。面對未來，最重要的不是預測下一次災害何時發生，而是建立一個即使遭遇災害仍能維持運作、迅速復原的韌性社會。唯有將韌性思維納入國土規劃、水資源管理與工程建設之中，台灣才能在氣候變遷與地質環境的雙重挑戰下，守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並確保永續發展的未來。 

看到報載花蓮縣光復鄉將於本月30日進行疏散撤離演練，這代表政府已將馬太鞍溪事件視為常態化防災教材，不再只是一次性的災後救援。去年馬太鞍溪事件帶給地方居民的衝擊，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洪水、土砂、道路中斷與家園受損，不只是一次天然災害，更提醒我們山區流域治理與防災應變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根據衛星航照資料綜合評估，截至2026年3月14日止，馬太鞍溪流域殘餘土砂量約仍有2.8億立方公尺，其中中上游土砂量占比高達89%。這代表大量鬆動土砂仍堆積於流域中上游，尚未完全穩定。如今即將進入颱風季節，一旦遭遇大豪雨等級以上降雨，中上游土砂極可能再度被洪水沖刷而下，造成下游河道淤積、河水暴漲，甚至再次引發淹水、泥石流或土石流等災情。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必須正視的現實。馬太鞍溪事件之後，歷經幾次強降雨，地方已多次面臨土砂下移風險，顯示整體流域系統仍處於高度敏感狀態。若政府與地方社區仍以「事件已過」的心態面對，下一次大豪雨來臨時，所付出的代價恐怕更大。當前最重要的，不是等到災害發生後再搶修，而是立即做好以下三件事。首先，落實防災撤離演練。防災演習不能流於形式，更不能只停留在紙上作業。地方政府應針對光復鄉、萬榮鄉及周邊高風險聚落，定期辦理實地撤離演練，讓居民清楚知道何時撤、往哪裡撤、由誰協助撤離。尤其針對長者、行動不便者及偏遠部落居民，更需要建立專責協助機制。災害發生時，撤離時間往往只有幾十分鐘，平時演練是否扎實，往往就是生死差別。同時，也應向居民清楚說明防災資訊。現行治水措施雖有減災效果，但並不代表絕對不會淹水，民眾切勿因此輕忽自我防災準備。對於居民長期面對家園可能反覆受災的壓力，政府亦應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支持與輔導。其次，模擬土石致災熱區。目前殘餘土砂量龐大，政府應運用DEM地形資料、歷次沖刷路徑、降雨強度及河道整治資料，進行情境模擬，找出最可能發生土石堆積、河道改道、橋梁堵塞及聚落淹水的高風險熱區。唯有事先掌握高風險位置，才能優先部署機具、設置警戒線，並規劃替代道路與疏散動線。若仍採災後應變模式，只會陷入年年修、年年淹的惡性循環。第三，強化中上游監測系統。面對山區瞬時暴雨與土砂移動，單靠下游觀測已經太慢。建議中央與地方合作，在中上游增設雨量站、水位站、土砂位移監測設備、即時影像系統及無人機巡查機制，建立24小時監控網絡。一旦發現異常沖刷、堰塞再形成，或大量土砂下移跡象，就能提前發布警戒，爭取黃金撤離時間。科技防災的價值，就在於讓人民有足夠時間採取避災行動。馬太鞍溪留給我們的教訓，是致災風險從未真正離開。防災工作不能只在災後短暫受到重視，也不能只靠祈禱颱風轉向。面對即將到來的汛期，政府必須拿出更積極的作為，充分揭露資訊；地方居民也要提升自我防災意識。唯有撤離演練到位、致災熱區掌握、監測系統完善，才能讓居民在下一場大豪雨來臨前，多一分安全，少一分遺憾。

跟據報載核三廠再運轉計畫正式進入審查階段，在能源轉型與供電穩定之間，核能重啟，確實能成為短期權宜選項。然而，若將其視為長期解方，恐將錯失台灣能源結構轉型的關鍵契機。從資源條件來看，核電只能扮演過渡角色，真正值得投注國家戰略資源的能源，是具備高度潛力的深層地熱發電。首先，基載電力對高度依賴穩定供電的台灣而言至關重要，地熱發電是典型的基載電力，是不可或缺的減碳綠色能源。其次，目前業界普遍評估，台灣淺層地熱潛能不足1GW，發展空間有限，真正值得重視的是深層地熱，其潛能高達約32GW。對照台灣夏天最高每小時發電量約40GW，若能成功開發20GW以上的深層地熱，意味著台灣將自有能源占比提升至50%以上。這不僅是能源轉型，更是國安等級的戰略資產，其「含金量」不言而喻。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最大障礙在於開發成本與技術門檻。深層地熱鑽井動輒三千公尺以上，單一個案投資金額至少數十億台幣起跳，並非民間企業可以單獨承擔的風險。若完全依賴市場機制推動，極可能陷入「大家都知道重要，但沒人敢投資」的困境。因此，政策設計上必須採取分工模式，將風險最高的前段鑽井開發由國家承擔。具體而言，最可行的路徑是整合中油、台電、能源署、地礦中心及工研院等多個單位組成「國家隊」，由國家隊負責地熱發電的生產井與回注井部分。國家隊結合既有的鑽井、地質調查與能源開發經驗，集中資源進行高風險的地下探勘。一旦鑽井完成並具備穩定產能，後續較低風險的發電廠建置與輸配電系統，則可透過促參條例引入民間業者參與，形成公私協力的開發模式。如此既能降低整體風險，也能加速產業化進程。此外，技術層面的突破同樣關鍵。地下熱源分布不均勻，深層地熱若僅依傳統垂直鑽井方式，成功率與效率皆有限。定向井技術是開發深層地熱的關鍵手段，能在地下水平或斜向延伸，精準接觸熱儲層，大幅提升開發效益。然而，目前國內具備此類技術能力的，僅有中油，民間業者尚未建立相關能量。因此，引進國外成熟的定向井技術，將是台灣能否成功發展深層地熱的關鍵。總體而言，核三重啟或許能為台灣爭取數年的電力供應緩衝時間，但這段時間應被用來布局下一階段的能源結構，而非再次延宕轉型。若能以國家戰略高度推動深層地熱發展，結合適當的制度設計與技術引進，台灣不僅有機會建立穩定、低碳且高自主性的能源體系，更能在全球AI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問題從來不是我們有沒有資源，而是是否有決心與方法，把資源變成現實。天佑台灣!

近期政府釋出評估重啟核二、核三電廠的訊號，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從工程專業角度來看，此舉既可能是政策方向調整的前奏，也可能是對民意與能源現實的一次務實試探。在電力需求快速成長與減碳壓力同步升高的情況下，台灣能源政策確實已進入需要重新盤點的階段。就裝置容量而言，核二與核三兩廠合計接近四百萬瓩，理論上可提供相當規模的基載電力，亦高於核四原規劃約二百七十萬瓩的發電能力。然而，工程實務上不能僅以帳面容量判斷供電貢獻。老舊機組在長期運轉後，勢必面臨設備劣化、零組件更新、安全強化與歲修時間延長等問題，可用率與維護成本都將影響實際發電表現。若當年核四順利商轉，並依序除役核一與核二，台灣核電機組平均年齡將較為年輕，延役爭議與系統性維修風險也可能相對降低。從電力系統運作觀點，穩定的基載電源對維持電網頻率與供電品質具有關鍵作用。近年再生能源占比逐步提升，但其間歇性與區域集中等特性，對調度與備轉容量形成新的挑戰。在此情況下，若核能完全退出，電力系統勢必更依賴天然氣機組作為調節與基載來源，也將提高燃料進口與供應鏈風險。對海島型經濟體而言，能源安全本質上就是風險管理。核燃料體積小、可長期儲存，有助降低短期國際能源波動對供電穩定的衝擊。將核能視為多元能源組合中的一環，而非單一依賴或全面排除，或許更符合工程規劃的基本邏輯。核電議題長期被賦予高度政治與情緒色彩，但能源系統的建構終究需要回到數據、技術與長期成本效益的理性評估。未來政策若能在安全標準與社會溝通的前提下，重新檢視核能角色，台灣將更有機會在供電穩定、減碳壓力與能源自主之間取得務實平衡。

民眾黨團近日提案修正《地質法》第五條，主張在地質敏感區內，只要未通過環評或設置面積超過一公頃，就不得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系統。此舉立意在防範地質災害，值得肯定；但從法制結構與實務操作面看，仍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第五條的核心功能在於「劃定地質敏感區」，也就是界定哪些地區具有特殊地質環境、地質景觀，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它屬於「區域公告」的授權條款，而非規範具體開發行為的條文。若在相同條文內同時規定「劃定區域」與「禁止行為」，將造成條文層次混亂。未來若敏感區標準或類別變更，禁令也可能隨之牽動，導致制度僵化與執行困難。其次，現行《地質法》早已建立風險管理機制。第八條與第十一條明定，凡位於地質敏感區內的土地開發行為，必須辦理「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並將結果納入開發審查。這是專業與制度兼具的風險控管措施。若再於第五條新增「一公頃以上禁設光電」條文，不僅與現行規範重疊，甚至可能衝突。若要強化敏感區內的開發管理，較合理的做法是另增專條，例如新增第十一條之一：「地質敏感區內涉及地面型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之土地開發行為，其總面積逾一定規模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環保署等相關權責單位核准後方得為之。」如此既可明確劃分權責，也不致破壞第五條的原始定位。最後，《地質法》目前並無違法開發行為的罰則條文。即使業者在地質敏感區違法設置光電設施，法律上也缺乏具體處罰依據。若要真正落實管理，應先補足法制漏洞，而非僅增列宣示性條款。保護地質環境與推動綠能發展並非對立。台灣可開發土地有限，若全面禁止光電於地質敏感區，除非另有替代場址規劃，否則勢必影響能源轉型進程。更可行的方向是「分級管理」- 依地質敏感區的類型（如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地下水補注區、地質遺跡等四類）設定不同程度的開發限制，並在前期加強地質評估與監測。此次提案反映對地質風險的重視，值得肯定；但立法應回歸制度邏輯與專業理性。《地質法》第五條宜維持其「劃定」功能，若要設限，應另立條文或透過下位法修訂，方能兼顧法理一致與實務可行。唯有讓科學與制度對話，才能在環境安全與能源轉型之間，找到真正的平衡。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事件，在今日(9/24)看到至少14條人命因此喪失，上百人失蹤，令人深感遺憾。堰塞湖處理模式，可分別工程減災 + 監測預警 + 預防疏散三部分。檢討此次事件，堰塞湖遠在無道路通達之山區，靠人力走路要五天才到，兩個月內要開路將重機具送達堰塞湖壩區可能性極低，因為台灣東部地勢比西部陡峭很多，坡度要能讓重機具通行，又要克服東部破碎坡地地形，難度很高，加上連日大雨，通行道路需要的施工時間很長，故本案對堰塞湖的施工手段很有限。監測預警部分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成功預警並疏散民眾，減少傷亡。最後就是預防疏散，這部分又可以細分為事前評估和事發應變。事前評估資料顯示只針對三鄉五村里要求提早疏散，而此次受影響的區域明顯擴大到三鄉十二村落，所以需要針對這點進行檢討。評估資料有提到光復鄉河堤有兩處缺口，雖有事前堆太空包預防，但有沒有因洪水量太大而受損待確認，河堤潰堤也可能是導致市區淹水的原因之一。事發應變部分，看到目前網路上的影片，在洪水流入市區的時候沒看到有組織的救援活動，對於這類的災害，在高風險鄉鎮需要建立起應變組織和訓練(可參考颱風應變作為)，以避免憾事再次發生。台灣是一個多變的環境，地震多，颱風多，居住在這塊地上的人民是很有韌性的，一切都會很快好起來，全台一心，一起加油努力!

隨著 8 月 23 日重啟核三的公投臨近，高階核廢料的儲放問題再度成為焦點。贊成核能者提出各種儲放方案，反對者則試圖舉證推翻，甚至出現「就放在支持者家中」等情緒化說法。然而，在民主社會中，公共議題應透過理性對話，才能逐步形成社會共識，而不是陷入情緒對立之中。台灣本島位於造山帶，地殼運動頻繁，並不適合作為高階核廢料的長期儲放地。然而，金門與馬祖群島地處穩定大陸板塊邊緣，地震活動極少。根據地震觀測紀錄，當地並無規模 5 以上的地震案例，因此在金門或馬祖的無人島上興建乾式貯存槽，從地質安全的角度來看具有可行性。目前主流觀點多以核元素衰變至安全標準所需時間做為儲放期限的依據。然而，筆者在此提供另一種思維：中期方案 – 將儲放期限定在 300 年以內。雖然現行乾式貯存設計壽命通常為40至50年，但以台灣現有的工程能力和無人島空間，乾式貯存槽的建造、維護加上輪替使用，要供 300 年存放並非難事。同時，樂觀推測在300年內，人類在核子科技上極可能取得突破，發展出更成熟的高階核廢料處理或再利用技術。此方案或許會被質疑是將問題交給子孫處理，但科技的進步本就是跨世代的累積過程。許多今日的科技成就，正是源於前人留下的挑戰與基礎。設定一個可控的儲放期，並持續投資相關技術研發，或許正是兼顧安全與未來發展的務實選擇。

看到聯合報7月1日報導「台北熱島效應　鄭明典：清晨低溫降不下來『不是好現象』」，此新聞點出了台灣目前熱島效應加劇的現象。天氣變得比以往更加炎熱，民眾因此頻繁使用冷氣等降溫設備，卻也進一步排放熱氣至環境中，造成惡性循環。在此背景下，和地熱發電所使用的熱交換原理相類似的地源熱泵，或許可作為緩解熱島效應的一項解方。地熱發電的熱交換系統，是抽取地下的熱水（或熱氣），透過熱交換模組將熱能傳導至另一側的冷媒，使冷媒汽化後推動發電機組發電。地源熱泵則是利用地下深度約20至40公尺處的恆溫層（視地區條件而異），地溫約在15°C至20°C之間。若能將此溫度條件加以應用，透過熱交換和地表空氣進行冷熱調節，即可作為冷氣的替代方案。簡單比喻，地熱發電像是把地底當作高溫鍋爐，將熱水或蒸汽拿來發電。地源熱泵則是像是將地底當成一個天然的「恆溫冰箱／暖氣爐」，依需求從地底吸熱或釋熱。其具體優勢如下：節能環保：熱泵系統的能耗少，對環境友善。減緩熱島效應：冷氣是將熱氣排入大氣，在日照下持續加溫，而熱泵則將熱能導入地底，減少都市空氣溫度的累積。經濟效益高：用電量減少，亦可大幅降低民生與商業支出。功能多元：系統亦可搭配熱水供應，作為屋內熱水的來源，一機多用。美國麻州弗雷明漢（Framingham）在2024年啟動全美首個「地源熱泵示範街區計畫」，將原有的天然氣管線汰換為地源熱泵系統，涵蓋31棟住宅與5棟商業建築，達到冬夏皆可供熱／製冷的效果，且節能又減碳。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可選擇具代表性區域進行試驗性建置，若成效良好，則宜大力推動此類低碳永續的調溫解方，協助台灣從源頭緩解熱島效應，邁向更健康舒適的居住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