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Hoey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總統賴清德日前於「團結國家十講」中提出建議，希望交通部與航空公司協調，讓軍人在搭機時能優先升等商務艙；此舉原意在於倡議社會與企業對國軍人員的敬意與支持，進一步體現「軍愛民、民敬軍」的良性互動，不料，該建議竟掀起社群輿論的激烈反彈，網路投票顯示超過八成網友不表贊同，各界批評聲浪不斷，甚至有人以「政府勒索企業」、「軍人像乞丐」等極端字眼加以詆毀，令人遺憾。首先，我們應理性看待賴總統的出發點，總統並非下令要求企業無償升等軍人，也未提及強制手段，而是倡議交通部協調，鼓勵企業自願參與，這與「政策勒索」全然不同，這樣的提議若能引導部分企業響應，不僅彰顯對國軍的尊重，也有助於提升全民國防的社會氛圍。畢竟，在民主制度中，軍隊忠誠於國家、服從民意，社會則應給予其應有的敬意。其次，台灣社會長期倡導「軍愛民、民敬軍」，卻在實際上往往忽略對軍人的社會肯定與待遇。在當前兵源吃緊、志願役招募不易的背景下，如何提升軍職吸引力與社會尊榮感，是國安的根本課題。正如許多網友也指出，「軍人要的是加薪與實質福利」，但是否就代表不應有象徵性禮遇？我們可以兩者並進，而不是將象徵性尊榮與實質待遇對立起來，否則反而落入了操作軍民對立的陷阱，這正是對岸最希望看到的裂痕與撕裂。再以美國為例，美國民間企業長期推動「敬軍文化」（Military Appreciation），包括退役軍人免費搭乘航班、機場優先登機、折扣票價、甚至在賣場、電影院等各場所提供專屬優惠。美國社會普遍認為，這些舉措是民間對軍人服役犧牲的回饋與尊重，而非政府強制命令。這樣的文化，也讓軍人更願意為社會投入，讓國家安全與社會認同形成良性循環。或許有人會質疑：民營企業為何要買單？但事實上，企業支持敬軍，不僅提升品牌形象，也可能贏得民心與忠誠顧客群。若我們能創造「企業響應、社會鼓掌、軍人感恩」的三贏局面，豈非利國利民？最後，我們更應警惕，不讓輿論戰成為對岸認知作戰的武器。若我們因一項善意提案，就將焦點轉向軍人本身、攻訐制度、撕裂社會，那麼正中敵人下懷。軍人不是乞討升等的對象，而是國家尊嚴的守護者。政府的倡議若能轉化為全民的共識，我們不但能守住疆土，也能守住心防。

4月1日中共東部戰區再度發動對臺「多向抵近」軍事演訓，表面上聲稱是「針對臺獨勢力的嚴重警告」，實則如同過去數十次的軍演一樣，是虛張聲勢、內宣優先。與此同時，中共更同步發布動畫影片，將我國總統賴清德妖魔化成蟲，煽動群眾情緒，甚至把柯文哲與涉嫌共諜案的退將高安國扯進劇情；這些言語與畫面不但粗俗、低劣，毫無國際水準，更暴露出中共面對臺灣民主制度毫無破解之道，只能訴諸象徵與扭曲、虛構與誇大，妄圖靠「武力＋動畫」重構現實，簡直荒謬至極。這些動畫不只是「輿論戰」的一環，更是中共認知作戰的慣用技倆，中共不再僅靠軍機繞臺，而是更進一步在語言與視覺層面發動攻擊，試圖將對民主體制的敵意包裝成民族大義，這種對民主選舉結果與民意主體的污衊，其實正凸顯出中共的無力感與焦躁感，當臺灣人民已經用選票一次又一次明確表達對自由、民主的堅持時，中共卻只能靠編動畫、喊口號、製造威脅來掩飾其無法感召臺灣民心的現實，這是一種焦慮下的文化暴力，也是一種對臺灣主體性的徹底不理解。我們必須清楚認識，這不只是一次軍演或一部動畫這麼簡單，而是中共對臺「統戰＋恫嚇」的雙重操作劇本，作為臺灣的公民，我們不必因其動作而驚慌，但更不應掉以輕心，我們要以堅定的民主信仰與國家認同為基礎，強化全民國防教育、建立輿論識讀能力，並要求政府嚴查內部共諜、鞏固社會信任。臺灣不是蟲，而是一座自由而堅強的島嶼；而那個需要靠動畫欺騙人民、用戰機掩蓋恐懼的政權，才是這場鬧劇中最可悲的角色。

近日，中國籍配偶「亞亞」因在臺鼓吹「武統」言論，被檢舉後遭移民署廢止依親居留許可，限期出境；對此，她不僅不反思自己的錯誤，反而在網路上哭訴，聲稱自己面臨「骨肉分離」，試圖博取同情，更有部分政治人物藉此炒作，質疑政府侵犯言論自由，然而，這些論點不僅荒謬，更對臺灣社會的安全與價值觀構成嚴重挑戰。首先，「言論自由」並非無限上綱，更不能成為鼓吹戰爭的擋箭牌。國際間對於煽動暴力、恐怖主義或戰爭的言論皆有明確法律規範，許多民主國家甚至會直接將散布此類言論者依法究辦，臺灣對亞亞的處理方式已經極為寬容，只是廢止居留許可，並未進一步追究刑責，倘若亞亞身處歐美，恐怕早已面臨更嚴厲的法律制裁；因此，將此事件上綱為「打壓言論自由」完全是顛倒黑白。其次，亞亞作為中國籍配偶，享有臺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卻利用這樣的環境，公開鼓吹中國對臺動武，這是對臺灣社會極大的挑釁與傷害，她所謂的「團聚」訴求，根本無法掩飾她對臺灣的不忠誠與敵意；試問，一個人一邊享受民主社會的保護，一邊呼籲獨裁政權以武力摧毀這片土地，這種行為難道還值得被容忍嗎？亞亞的言論不是「自由」，而是對臺灣社會的威脅，政府此次的果斷行動，不僅是維護臺灣的尊嚴，更是在守護我們的民主與和平，臺灣人民要清楚，對敵意言論的容忍，就是對自身安全的縱容，我們不能再讓這種煽動戰爭的聲音，繼續毒害我們的社會。

市場爆發與消費糾紛激增近年來，直播電商已成為中共消費市場的重要引擎，2024年零售額達4.3萬億元，佔電商增長的八成，然而，市場繁榮的背後，卻隱藏著層出不窮的消費糾紛；根據最新的消費維權數據，直播購物的投訴大幅增加，主要集中在虛假宣傳、價格欺詐、售後無門等問題，特別是服裝鞋帽、珠寶玉石、在線課程等領域，讓消費者權益屢受侵害。監管挑戰與改革動向直播電商的發展速度遠超監管能力，許多平臺對商品品質把關不嚴，部分主播與商家互相推諉，導致消費者維權困難；今年，中共政府計劃推出《直播電商監管辦法》，並加強平臺審核責任、加大執法力度，以遏制市場亂象。除了直播電商外，新能源汽車、醫美、定制旅遊等行業的投訴量也大幅上升，凸顯監管機構面臨的新挑戰。如何在保障市場活力的同時，維護消費者權益，成為當前政策關注的焦點。消費者期待更健康的市場環境如今，消費者不僅關心價格，更注重購物體驗與品牌信譽，市場監管雖能遏制部分亂象，但商家和平臺的自律才是關鍵，中共消費者協會將「共筑滿意消費」定為今年的消費維權主題，希望透過監管與行業自律並行，為消費者提供更安全、透明的購物環境；直播電商要想長久發展，必須從短期逐利轉向長期信任經營，讓消費者買得安心，市場才能真正健康成長。

2024年6月起，中共安徽警方對「海棠文化線上文學城」平臺的數十名女性網絡作家展開跨省抓捕，指控她們涉嫌「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此舉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並激起強烈反感；專家和觀察人士一致認為，這場抓捕行動的核心目的是為了掠奪這些年輕作家的財富，而非真正的打擊違法行為。「海棠文化線上文學城」是一個主打成人付費小說的平臺，涵蓋言情、玄幻、武俠等多元題材，儘管其內容主要針對成年人，但這並不等同於非法或不當；然更令人震驚的是，當局指控這些作者「製作、傳播淫穢物品」，並要求她們交還過去的收入，甚至支付一倍的罰金，這不僅是一場對文學創作自由的肆意打壓，更是一種赤裸裸的勒索行為。根據受害者的描述，多數作者在被抓捕時毫無預警，甚至有作者在凌晨被強行敲門，隨即被帶走，手機和電腦等物品一併扣押，她們被迫退還收入，並承擔罰金，許多受害者為了籌集資金償還債務，不得不借貸，甚至依賴讀者捐款。更令人憂慮的是，這一事件背後凸顯了中共政府對言論的極端控制，這些女性作家並未從事非法活動，她們只是利用網絡平臺進行創作，分享個人想法和情感；然而，當局選擇將其創作當作「淫穢」內容來打壓，無視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的基本原則，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對中國網絡文化的嚴重打擊，也是對創作人的赤裸裸壓迫。

近日，蔡雅奇律師在抖音上披露了一名中共官員放棄律師辯護的內情，該事件揭露中共體制下法律與權力的關聯性及其深層問題，該官員雖堅稱自己是冤枉的，但在面對留置與指控時卻選擇放棄辯護，並向家屬透露當局強迫他們不允許聘請北京律師，反映了中共體制內對法律的控制與壓制，以及官員在體制中如何無奈地屈服於權力。首先，官員的選擇表現出對體制內規則的深刻了解。他明知自己冤枉，卻選擇放棄維權，不願再耗費資源尋求辯護，這一行為暴露了中國司法的不公，因為即便是在高層官員中，法律也無法成為保護自己的工具，反而成為權力鬥爭中的一個工具。其次，當局強制要求當事人家屬不能聘請北京律師，這進一步顯示了中國司法體系的非公開與對外部力量的排斥，這樣的控制不僅剝奪了當事人的基本權利，也讓普通民眾在面對不公時感到極大的無力與絕望；蔡雅奇律師指出，當局羅列多個牽強的罪名，意圖透過「談判」迫使官員妥協，正與司法正義背道而馳。此外，蔡雅奇在另一段視頻中對腐敗問題的看法，進一步揭示了中共體制的內在矛盾，中共的腐敗問題無法根治，因為體制本身的設計與運作鼓勵了不正之風；倘若不進行徹底的體制改革，腐敗現象將無法根治。總的來看，這一事件暴露了中國司法的諸多問題，對於中共官員來說，法律不再是保護自己的盾牌，而是權力遊戲中的一個工具，對民眾而言，面對這樣的體制，選擇屈服成為一種無奈的常態，更在這一現象中反映了中國法律體系的無力，也顯示中共體制中權力與法律之間的深刻關聯。

統戰與經濟誘餌：中共如何以「臺灣青年創業園」收編臺灣年輕人近日，臺籍網紅陳柏源（閩南狼PYC）於紀錄片《中國統戰紀錄片下集》中，揭露中共政府如何透過「臺灣青年創業園」計劃，並以金錢與身份證等誘因吸引臺灣年輕人前往中共，實現其政治目的；紀錄片中的「臥底」採訪揭示中共如何以「創業資金」與「身份證」作為誘餌，引發臺灣年輕人對中共的依賴，並促使其接受中共的政治與文化體系。這些所謂的「經濟優惠」包括提供臺灣青年最高可達40萬元人民幣的創業資金、無需償還的貸款、以及快速獲得中共身份證的機會；影片中中共代表更直言不諱，這些誘因是為了達成「政治任務」，並且只有臺青才能享有此類優惠；然而，這一切看似是經濟上的支援，實則隱藏著中共加強對臺灣政治影響力的意圖。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統戰策略不僅僅是透過經濟手段來吸引臺灣年輕人，而是把物質利益與政治利益緊密結合，影片中的負責人強調，若臺灣人獲得身份證，便可開設銀行賬戶，獲得信用卡，甚至高額貸款，並進一步參與中共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最終有可能落得「有房、有車、有錢」的局面；然而，這些所謂的利益背後，隱藏的是對臺灣年輕人政治認同的重新塑造，當臺青逐漸依賴中共的資源與機會時，或許就會在無形中接受中共的政治要求，甚至成為中共「統一」政策的支持者。紀錄片透露的另一層意涵，是中共對臺灣年輕人的特殊關注，中國官員明言，臺灣尚未「回歸」，因此其政治價值比已經「回歸」的香港更大，這反映出中共在兩岸關係中的長期策略——通過吸引臺灣青年來達到政治統一的目的，從而鞏固對臺灣的控制。面對這樣的統戰手段，我國社會必須提高警覺，中共的策略並非單純的經濟合作，而是極具政治目的的渗透，臺灣年輕人應該清楚認識到，任何經濟利益背後，都可能隱藏著對自由與民主體制的威脅，在兩岸關係日益緊張的當下，臺灣必須加強對年輕世代的認同教育，避免成為中共政治收編的對象，捍衛臺灣的民主與自主。

隨著2024年接近尾聲，中國芯片行業的崩潰潮震驚國際社會，根據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已超過1.46萬家芯片企業停業，此數據不僅凸顯中共產業政策失敗，更揭示了其所謂「科技自立自強」的虛偽本質。中共在芯片產業從根本上來看是其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模式的必然結果，芯片製造本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領域，需要多方協作，而非單靠資金堆砌即可成功，中共地方政府卻盲目追逐所謂「芯片紅利」，大規模投入巨額資金扶持初創公司；然而，這些資金並未轉化為技術突破，反而滋生了無數空殼企業和「圈錢」項目，最終導致資金浪費、資源錯配，進一步拖累整個產業。更重要的是，外部環境的挑戰已將中共的弱點徹底暴露，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共實施的出口管制切斷了其獲取先進芯片技術的路徑，直接打擊中共科技競爭力；即使中共聲稱投入萬億人民幣發展芯片產業，但核心設備和技術缺失，使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更加邊緣化。在此種情況之下，中共的「土法煉芯」便如同毛澤東時代的「土法煉鋼」，徒有其表，實難持久。更令人擔憂的是，芯片產業的崩潰勢必對中共的科技、軍事和數字經濟領域帶來深遠影響，芯片作為現代科技的基石，關乎人工智能、5G通信以及國防裝備等領域的發展，中共試圖以科技為突破口實現全球霸權的計劃，如今因芯片困局而受到重創。作為台灣學者，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共在科技戰中的窘境對台灣的戰略意義，一方面，這證明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優勢不可取代；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警惕中共可能通過其他手段企圖填補芯片技術的空缺。台灣應加強與民主盟國的合作，鞏固自身的科技領導地位，同時透過國際聯盟，對中共的軍事科技擴張進行更嚴密的監控與防範。中共的芯片野心最終化為泡影，顯示其無法擺脫「以政治凌駕科學」的傳統，這對我們是一個警惕：真正的科技競爭力來自自由與創新的土壤，而非權力與資本的空中樓閣。

近期，中國廣東省梅州市一家中學要求學生簽署一份所謂的「輕生與學校無關承諾書」，引發社會議論的極大關注與懸怒，這一事件再次揭示了中共治下教育体制的冷麻與溝渦，將教育責任推卸至學生與家長，顯示出制度性問題的嚴重性。首先，要求學生簽署此類承諾書，反映了學校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慎重不責任。教育機構應當是培養學生健康人格和心理素質的核心場所，而非簡單地撫清責任，將可能出現的問題泛辨於個人或家庭。如此行為顯示出中共治下教育体制的根本缺陷，卻本無視學生的心理健康需求，僅關注應試成績與政治表現，將學生當作應試機器，而非具有獨立人格的個體。其次，這種做法背後是中共對教育管理的堅化與官僚化，校方明顯意識到學校內可能存在導致學生心理壓力加重的因素，例如高壓的學習環境、不公平的對待或缺乏人性化管理。然而，面對這些問題，學校並未針對教育環境進行改善或加強心理諮詢，反而試圖通過法律文件形式逃避責任，這種行為無疑是對教育本質的背叛。不止如此，中共對民眾的管控已深入教育界，學校或充當此種統治核心的工具，或被迫簽諾成了政治堆磚中的一塊磚塊。輕生問題，不僅是教育小細，也是民眾對政治堆壓下心理壓力經濟與社會不公之感的透視鏡。這種簽署不僅促造了更加混亂的政治和教育環境，還更加破滅了學校的公信並導致人心散亂。

《共軍潛艦艇長偷渡案》 中共前解放軍潛艦艇長阮芳勇駕駛快艇偷渡來台，並表明「想留在台灣」，這起案件不僅是個法律問題，更折射出兩岸特殊的政治與社會現實，從案件的判決到未來行政裁量，都透露出台灣在面對類似事件時的政策挑戰與方向思考。從法律層面來看，阮芳勇未經許可進入台灣地區，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入出國及移民法》。依現行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的入境屬行政機關裁量範疇，法院僅能依刑法規範進行判決，阮芳勇自首成為量刑減輕的重要因素，最終二審仍維持8個月徒刑，顯示法院在法律框架內做出了合理判決；然而，未來刑期服滿後，由移民署裁量的遣返問題，則是另一個關鍵，若強制遣返，恐引發人道與國際形象的討論；若允許其留台，則需面對政策上「個案處理」的延續性問題。其次，從事件背後探討，阮芳勇身為解放軍潛艦艇長，具高度敏感性。其選擇偷渡來台，可能涉及個人對大陸現狀的不滿，甚至有逃離政治環境的動機，這對台灣是一個需要審慎應對的訊號，未來類似案例可能不僅局限於個體行為，也可能與更大範圍的政治動態相關，台灣需強化邊境管理與情報蒐集能力，避免潛在的安全隱患。從政策層面而言，本案也對台灣的移民政策提出挑戰。台灣是否應針對大陸地區特殊個案建立更明確的處理機制？例如，在符合一定條件下，針對投奔自由或有潛在政治庇護需求者，採取人道考量並提供安置，此舉不僅可展現台灣民主價值，亦能在國際社會中強化台灣的形象，然而，此類機制需明確界定，以避免被濫用或成為國家安全漏洞。綜合來看，阮芳勇案不僅是一宗法律案件，更反映了兩岸關係的微妙面向與政策挑戰，未來台灣在類似事件的處理上，需同時考量法律、國家安全與人道精神，以兼顧實際與長遠利益，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注入更多理性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