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被中共從緬甸綁架回國、判處無期徒刑的政治異議人士彭明，2016年11月28日在湖北咸寧監獄突然身亡。其家屬此前剛剛前往探監，觀察到彭明身體狀況良好，所以他們懷疑彭明是被害身亡，且身體器官遭到摘除。當年，彭明被從境外綁架回中國，西方媒體甚少關注；如今，彭明神秘死亡，西方媒體也幾乎沒有報導。對於某些西方人來說，彭明是一名拿美國綠卡、中國護照的中國人，這是中國自己的內部事務。

比彭明更早兩年在越南被綁架回中國的另一位政治異議人士王炳章，當初也被判處無期徒刑，如今在獄中的處境相當堪憂。王炳章是文革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982年獲得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同年，宣佈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發行《中國之春》刊物。1983年，王炳章在紐約召開「中國之春」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中國民主團結聯盟」。2002年，王炳章在越南遭中共特工越境綁架，之後國際社會發出了一些抗議的聲音：2004年，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議案，敦促美國行政當局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王炳章。聯合國在一份工作報告指出：中國政府關押和審判王炳章違反了聯合國人權宣言，違背了有關國際法。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以及更多異議人士被捕、被判刑，王炳章漸漸淡出公眾視野。

十多年前，中共越境綁架的對象，只是像王炳章、彭明這樣仍持中國護照的海外異議人士；十多年後，中共更將魔爪伸向那些持外國護照的華裔人士：2015年，中國特工到泰國綁架瑞典籍華人桂民海，到香港綁架英國籍香港人李波，是爲震驚世界的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以中共外交部的說法，只要在血緣上是「中國人」，無論持哪個國家的護照，都視之為其管轄之下的臣民，無論生活在哪裡，都可將其抓捕歸案，這是文革期間「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的泛化——如同侯德健作詞作曲的《龍的傳人》的歌詞「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所以，《環球時報》才理直氣壯地宣稱，要到台灣抓幾個台獨分子到中國的監獄裡關押，以此「打擊台獨的囂張氣焰」。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到了中共如匪幫般綁架海外華裔人士這一階段，西方社會仍然是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姿態，瑞典和英國對法律上是自己公民的人士遭中共綁架，反應遲鈍、無所作為。對於西方主流社會而言，存有一種「反正我不是黃種人」的想法，就好像當年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時候，西方民主國家長達數年間都作壁上觀，然後發出一聲嘆息——「幸好我不是猶太人」。

荷蘭歷史學家馮客寫出了現代中國史的三部曲。他發現，跟納粹德國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相比，中共的邪惡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西方卻熟視無睹。他分析背後的原因，「禮貌的說法是『東方主義』」。這是伊斯蘭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的理論，薩伊德認為，西方對於東方總是抱持高高在上的態度，是一種天生的種族優越感。薩伊德要求西方不要用自己的價值和觀念衡量東方的一切，應當尊重東方的「特殊性」。

按照東方主義的理論，東方文化中的太監制度和女人裹腳都是不能批評的。在我看來，這是何其荒謬的「政治正確」。對此，馮客更是毫不客氣地指出：「我的說法是：種族歧視。如果你看到一個金髮碧眼的小孩被關在鐵絲網後面，你覺得這是悲劇。但假如是亞洲的數百萬人口，那不過是數字而已。」西方主流媒體和在世界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評價是如此，對於中國淩虐境內居民及綁架境外華裔人士的反應也是如此。

然而，中國式綁架，如同中國式病毒一樣，如果不去譴責、制止、與之抗衡，它就會永無休止地擴張、氾濫。果然，西方的綏靖主義政策讓中共更加大膽了：既然綁架了黃皮膚黑頭髮的外籍華裔可以不受譴責，那麼為什麼不去綁架白皮膚黃頭髮的洋人呢？中國已然崛起，今天的世界誰怕誰？

2016年1月4日，在人權組織「中國緊急行動工作組」（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工作的瑞典籍男子彼得•達林(Peter Dahlin)在北京首都機場被中國安全人員帶走。新華社等官媒報導說，瑞典公民彼得•達林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隨後，央視播放其「認罪」視頻，彼得•達林說：「我違反了中國的法律。我對中國政府造成傷害，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對此真誠道歉，對發生的這一切表示歉意。」此前，習近平政權發明了「電視認罪」這種文革式的遊街示眾的升級版，一開始只是針對中國的異議人士，如今更是用在洋人身上。

「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發言人卡斯特（Michael Caster）反駁說，新華社的報導是抹黑那些支持中國法治發展的人。該機構致力於向「推動法治和反對踐踏基本人權」的活動人士和律師提供培訓和支持，他們「正努力利用政府嚴密控制的司法制度來糾正明顯的政府濫權」。彼得•達林任職的「中國緊急行動工作組」，曾向聯合國提交一份報告，詳述中國維權人士遭遇的恐嚇、監視、拘留和身體攻擊，及被迫失蹤和無理拘禁，彼得•達林是這份報告的聯絡人之一。如今，他本人也成了受害者——或許正是因為那份報告，讓中共當局惱羞成怒、對其下手。彼得•達林在監禁中受到若干非人道待遇，一開始得不到其長期服用的藥物，也得不到任何法律援助，這才被迫對著攝像機說出那些違心的、認罪的話。之後，被中國當局拘押23天的彼得•達林獲釋，並被驅離中國。

彼得•達林案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2014年8月4日，居住在中國東北丹東市的加拿大基督教援助工作者加勒特夫婦，被中國國家安全部秘密綁架。在被拘押期間，他們經常受到死刑威脅，或被告知他們將被送往朝鮮的勞改營。加勒特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在中國生活多年，在丹東開了一家咖啡館，竭力為孤兒院和朝鮮殘疾人學校提供援助。然而，中國的安全部門不能容忍這個時代再有「白求恩式」的國際友人。當中國間諜在加拿大被捕之時，中共突發奇想，逮捕加勒特夫婦並冠以間諜的罪名，或許可以將其作為人質，交換自己的真間諜。於是，一向循規蹈矩的加勒特夫婦不幸成了犧牲品。

《紐約時報》報導說，在被非法關押兩年多之後，加勒特夫婦獲釋回到加拿大。加勒特先生說，他必須同意支付超過1億4千萬美元罰款，並在一份文件上籤名，承諾不會向新聞媒體講述自己被拘押的經歷——那筆錢中的很大一部分，本來是用於朝鮮一家孤兒院的。如今，雖然他們回到了加拿大，但並未感到擁有完全的安全和自由。他們的親戚在打電話時會受到奇怪的干擾，電腦會出亂子，並且當有人走近時，停在屋外的陌生車輛便會開走。這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表明，中國政府可能仍在監視他們和他們的親屬。加勒特先生說：「即使在現在，我們仍生活在陰影之下。」

中國式綁架已然席捲全球，即便是納粹德國和史達林的蘇聯，都不曾如此肆無忌憚。全世界都成為中共國家暴行的展示場，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人士都可能成為受害者。誰還能倖免於難呢？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