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魚蛋革命”（旺角二九事件），一夜之間改變了香港。長期以來，香港民眾溫文爾雅、忍辱負重，即便在雨傘運動中，面對員警的過度暴力，也秉持溫和、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然而，這一次，香港民眾不願在沉默中滅亡，而選擇了在沉默中爆發，挺身對抗由昔日的英國皇家員警蛻變而成的“中國公安”。
兩聲槍響，雖然員警不是對人開槍，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槍響之後的香港，已不再是槍響之前的香港。如果說此前港人與港府（包括在幕後操縱港府的北京當局）是離心離德，那麽現在港人與港府就是不加掩飾的敵對關係。日後，香港是完全淪為中國“一國一制”的殖民地；還是奮力掙脫中國的綑綁，成為亞洲的第2個新加坡或台灣？這是擺在港人面前無法迴避的抉擇。
我的直覺是：正如六四之後無中國，二九之後也再無香港。這句話的前半句是說，六四槍響，造成數以千計的人員傷亡，這場發生在中國首都的對學生和民眾的殘酷屠殺，使得中共政權喪失了殘存的統治合法性以及完成整體歷史敘述的能力（六四從歷史教科書消失，在官方拍攝的鄧小平的紀錄片中，欲蓋彌彰地偽造當年的報紙，刪去趙紫陽的名字和照片）。此後30年，中共靠經濟發展勉強維持其統治，但那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無論土、洋兩類御用文人將“中國模式”打扮得如何美輪美奐，無論“帝國儒學”、“天朝觀念”、“中國夢”等如何像強心針一樣注入這具僵屍，就連中國最高領導人自己都清楚地知道，中國道路乃是世界民主大潮的逆流，所以才有習近平色厲內荏的“七不講”、才有9成以上的中共中央委員是“外國人的家屬”。
這句話的後半句是說，香港人原有的“經濟動物”的身份、“埋頭賺錢就好”的“共識”就此破裂。經濟的香港、世界貿易中心的香港，已不足以概括香港的全部。民主運動的香港、自由城邦的香港，將是香港的一張嶄新的身份證。“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香港將出現任何力量都無法遏止的3大趨勢：第1，二九事件之於香港，如同二二八事件之於台灣、六四事件之於中國。民眾與軍警強力機器及政府的感情徹底破裂，港片中正義凜然的港警形象從此走入歷史。雙方發生更大規模和更強烈度的暴力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第2，香港本土意識深入人心，“香港認同”和“去中國化”將成為香港的“新共識”，未來港人爭取獨立的鬥爭也將日漸激進。第3，街頭運動將取代議會政治成為主戰場，民主黨和公民黨等過於溫和的泛民勢力，由於與建制派存在某種怪異的“共生關係”，脫離香港的新民意，將迅速走向衰微。
有趣的是，我在臉書上發表此一看法之後，有不少朋友表示贊同，也有一些朋友提出補充意見。對於中國的論述，有人說“四九之後無中國”或“文革之後無中國”，這是指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實行前所未有的極權統治，尤其是毛澤東發起消滅文化和泯滅人性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讓中國不再是禮儀之邦。也有人說“崖山之後無中國”，這是與“明亡之後無華夏”併列的史觀，是說宋朝滅亡（崖山海戰中南宋政權徹底覆滅）和明朝滅亡，異族入主中國，中國文化淪亡；更有人說“秦朝之後無中國”，這是呼應譚嗣同“兩千年皆秦制”的說法，秦朝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一以貫之，中國人淪為奴隸或奴才。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對於當代中國來說，六四確實是最重要的、標誌性的、轉折性的事件，它的後遺症更是全民“哀莫大於心死”，中國人喪失了愛的能力和對正義的持守——惟有一小群良心之士保存了自由精神的火種，如天安門母親、劉曉波、許志永，他們相濡以沫、風雨兼程。
而對於香港的論述，更有人指出，“九七之後無香港”。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民主回歸”一開始就是中共謊言和泛民幻想。不過，香港回歸之初，中共當局確實採取了某種“戒急用忍”政策，用北京御用學者強世功的說法，那是“暫時的綏靖政策”。數年之後，北京才凶相畢露、蠶食鯨吞，西環（中聯部）直接指揮中環（特首）。習近平執政以後，香港政策由“溫水煮青蛙”變成“沸水煮青蛙”——反正蓋子已經蓋上，你想跳也挑不出去。此次二九事件，就是港人的縱身一躍，讓我不禁聯想到歌劇電影《悲慘世界》中起義者與軍警巷戰的場面。不過，巴黎的起義者使用的是從地上撬出的卵石，香港的抗爭者使用的是從地上撬出的磚頭。而比那一晚上警民衝突的細節更值得重視的是，事後梁振英政府的一系列動作：首先宣佈事件的性質是“暴亂”，然後發起全城搜捕。這是從二二八和六四之後，國、共兩黨的作為中學到的毒辣手段。港府絲毫沒有要跟人民和解的跡象。
即便如此，香港民眾沒有被白色恐怖的氛圍嚇倒。香港各大院校學生會紛紛就旺角事件發表聲明，且看這些聲明的題目就知道年輕世代的勇氣和堅貞了：港大《永遠站在反抗者一方》、中大《政權為非作歹，燃起抗暴之火》、浸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嶺大《新年伊始 官逼民反，強烈譴責黑警於旺角街頭濫用暴力》、理大《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政府必須立即正視及解決的問題，而非推卸責任予市民身上》、科大《政府繼續與民為敵，倒行逆施地施政，這個政權終究會被民怨所噬》、樹仁《願各位勿忘雞蛋撞石牆的那份勇氣，繼續捍衛我們的香港》、公開大學《要求政府正視種種社會問題並停止警方以暴力對待市民及記者，否則必定招致全港市民更大規模之示威行動》、演藝學院《對警方及無線電視都深感憤怒，兩方對事件的處理手法都把為香港市民服務的宗旨拋諸腦後》。似乎沒有一所學校學生會的聲明站在港府一邊。港府及北大人永遠地失去了年輕世代的支持和忠誠。（所以，港府才會強硬阻止民主派學者陳文敏的港大副校長任命，港府不能像中共那樣利用黨委書記治校，卻多少學了一些台灣馬政府“課綱微調”的伎倆。）
另一方面，這次嚴重失分的，不僅是民主黨、公民黨等似是而非地譴責“民眾暴力”的溫和泛民群體，還有那些在書齋裡居高臨下地發表“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觀）評論的“左膠公知”。正如香港獨立評論人Edward Tang（無妄齋）所評論的那樣：“有些人，平日會同情遙遠的巴勒斯坦人，當巴人向開進加沙地帶的以色列坦克與裝甲車掟石，其反抗之微弱，悲壯一如大衛對上全副武裝的巨人歌利亞。然後，他們流淚感動，同聲譴責以色列的侵淩，從不向掟石的弱者抽刃。同一群人，卻不會同情香港的憤怒青年，向無論裝備到人數都遠勝的員警掟磚，幕後煽動、便宜梁特、破壞和平、不要中計……林林總總的權謀心計陰謀論，要多少有多少。苦口婆心跟你大談「社運倫理」、「道德證成」、「抗爭守則」，指導革命該當如何，維持身段的優雅，彷彿比早被迫上絕路的殊死抗爭更為重要。”在香港，一個“勇武社運”的時代已經到來，青年學生和社運人士不再接受那些“食有魚、行有車”的、處於中產階級上層的教授們“下指導棋”，而堅持走自己的路。若回顧台灣的民主化化進程，當然不是靠蔣經國和國民黨的恩賜，也不單單是靠李登輝深入敵營、突然“變臉”，更是有幾代仁人志士屢敗屢戰、前赴後繼、百折不撓，他們或刑場殞命、或自焚殉道、或將牢底坐穿——台灣的黨外運動，從來就有一個外在於議場的“勇武社運”的傳統。今天的香港亦必須如此，餡餅從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自由也是如是。
如果說民眾絕望中的反抗是暴力，那麽這種暴力的根源就在於統治者的暴政，正如堅持非暴力鬥爭的馬丁·路德·金所說：「今天晚上，如果我單是在你們面前譴責騷亂，那是不足夠的。如果我不同時譴責在我們社會中存在著那些隨意且不能忍受的狀況，那就是在道德上不負責任。正是這些狀況令人別無他選，要以暴力抗爭來爭取注視。我一定要說的是，騷亂是被忽視者所用的語言。」所以，我們都是香港人，不單單是今夜。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