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甘蔗，南香蕉。」2026的縣市長選戰已進入決戰關鍵，在政治學與選舉實務中，「選舉就只看誰犯的錯最少」，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為在激烈的民主選舉中，防守與危機管理會比主動進攻更能決定最終的勝負。
國民黨籍的台北市長蔣萬安，2026年9月26日出席中山區中庄仔福德宮舉辦的「福德正神聖誕千秋晚宴」，福德宮董事長林春裕為國民兩黨的市長候選人蔣萬安與沈伯洋，都送上甘蔗祝福他們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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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沈伯洋收到後，把甘蔗當寶刀一樣放在辦公室裡展示。但9月28日媒體卻踢爆，福德宮送給蔣萬安的甘蔗，竟被當成垃圾，直接棄置在廟旁，後來又被廟方發現了才撿回來，引發當地信眾的強烈不滿。
無獨有偶的，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也在同一天到旗山參加「2026夏祭新鮮市」活動。行程結束上車準備離開時，幕僚拿著旗山香蕉問她要不要吃？結果柯志恩沒收下，反而笑著說她要「吃屏東香蕉」，被媒體拍下後在網路流傳，輿論一片譁然。
在世界各國的選舉中，農民都佔有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常被視為撼動選情的重要票倉與兵家必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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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工業化之後，純農業人口的比例隨著經濟轉型而逐漸下降，但農民所連結的政經網絡、地方組織，以及其對政策高度敏感的投票傾向，讓他們在選舉中的政治地位，依然難以動搖。
政治人物別說是在敏感的選舉期間，就算是在平常時日，只要有任何一絲「厭農」的言行，那都是一場政治災難。因此無論政客的心裡有多「厭農」，他的幕僚與周邊團隊，也都要替政客化妝遮掩。
很多鄉民都不解，蔣萬安與柯志恩的腦子裡，究竟是哪根筋不對？非要在大選前的關鍵時刻，犯下這種愚蠢的錯誤？身邊的人又為何既不勸阻？也不趕緊補救？國民黨菁英為何對本土農業，完全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與尊重呢？
國民黨菁英真的會「厭農」？
其實對於「國民黨菁英對本土農業缺乏同理心與尊重」，這個論點是否屬實？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論述中，也早已是一個被廣泛討論的議題。不同政治立場的鄉民，也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
黨國信徒都堅信，國民黨遷台後推行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徹底打破了原本300多年來在台灣，清領及日治時期傳統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讓廣大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這是國民黨對農民的德政，也是提升農民地位與尊嚴的明證。
另外國民黨長期以來深入經營全台各地的農會、漁會與水利會等基層組織，提供農民金融借貸、技術推廣與產銷協助。因此黨國信徒會堅信國民黨與基層農村，有著深厚的組織連結與實質支持。所謂的國民黨菁英「厭農」，都是民進黨為選舉而捏造的謠言。
但是農業收入相對於工商業收入，長期屬於偏低，這是黨國信徒永遠無法迴避的事實。尤其是在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採取「以農業培養工業」的策略，透過「穀東制」如肥料換穀等政策，將農村的剩餘價值大量轉移至城市與工業部門，奠定了台灣工業化的基礎，但也讓農民承擔了相對沉重的轉型成本。
更麻煩的就是這些外來菁英與本土農村的疏離，因為國民黨的核心領導階層與技術官僚，大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大城市，背景又以知識份子及軍公教為主，他們完全缺乏台灣本土農村的生活經驗與情感連結，因此在決策時很自然地採用以國家整體經濟、貿易與外交為最優先考量，犧牲農業利益完全在所不惜。
「厭農」這一名詞，雖然黨國信徒都堅信，這只是民進黨的選舉競爭用語，更是一種標籤化論述。但國民黨是一個標榜著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團體，偏偏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厭農」思想，又是一個深刻的歷史與文化傳統。
所以國民黨菁英即使在選戰時，依然難掩自己的「厭農」心態，對鄉民來說就是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
傳統讀書人為何會「厭農」？
雖然古代中國無論歷朝歷代，都以「農本思想」立國。在政治修辭上，也常將農民推崇為國家基石（如士農工商），但從社會階級、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上看，傳統知識分子，也就是士大夫階層的人，必須在精神上與現實中，都與農民保持一定程度的物理距離與文化疏離，以致中國讀書人普遍隱含著「輕農」，甚至嚴重到了「厭農」的潛意識。
因為中國傳統士大夫階級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儒家經典的教化上。所以孟子提出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直接在體力勞動者（以農民為主）與腦力勞動者之間，劃下了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
所以中國讀書人總是賤視體力勞動，他們將耕作視為「粗人」或「小人」的生計。孔子在《論語》中甚至批評想學種莊稼的弟子樊遲為「小人哉！」這種視農業生產為不涉大道、遠避小人之嫌的心理，使得多數讀書人完全抗拒身體力行的農業勞動。
更糟糕的是中國人普遍具有一種變態的審美觀，這種審美觀必須建立在不必親自勞作的地主或官僚的經濟基礎上。真正的農村充滿了泥濘、汗臭、貧困與蒙昧，就是傳統話語中的「愚氓」，這與知識分子的精緻文化生活格格不入。
因此中國知識分子一旦被迫真正要與農民同吃同勞動，例如共產黨的政治下放，或古代朝廷對官員的流放貶謫，多數文人會立刻流露出極大的精神痛苦與抗拒。國民黨菁英會無法掩飾自己「厭農」的心態，確實也其來有自。
黨國體制為何也要推「厭農」思想？
其實我們在戒嚴時代成長的四五年級鄉民，也都是受過黨國時期的「厭農」教育洗腦。讓我們著些原本「活活潑潑的好學生」，都變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兩蔣時代的編審大員們，全是來自「天龍國」的怪胎。但這裡說的「天龍國」，指的不是種族（外省人〉，也不是區域（台北人〉，而是階級。
那些憑藉階級優勢、不食人間煙火的編審大員們，把反共變成笑話，統一變成鬧劇，領袖變成狐仙，以致課本裡笑料百出。
我們這一代的中年鄉民們，應該也都有印象。當年國語課本為了要宣傳我們這裡是天堂，對岸則是地獄，插圖裡大陸同胞，個個都是骨瘦如柴、不穿上衣，用人來拉犁。
錦衣玉食的天龍國編審大員，幼稚的以為下田耕作就是地獄，這種插圖能達到全民一致「仇匪恨匪」的目標。但我的本省籍同學卻用台語告訴我：
「阿山（大陸人）真厲害，我家養的牛這麼壯，拉起犁來都氣喘吁吁，他們那麼瘦，力氣還這麼大，我不敢反攻大陸了。」
戒嚴時代國立編譯館搞出來的反共教育，對台灣本省人農家的小孩，反而造成了「恐匪懼匪」的反效果。還好這樣的笑話，如今已成了歷史。
然而那些國民黨菁英，當年在腦中被建立的「厭農」心態，到今天依然很難遮掩吧？蔣萬安與柯志恩會在選前犯下如此愚蠢的錯誤，這是國民黨當年種了什麼因，如今就該結什麼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