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走完、真相缺席」，誰為制度的二次傷害負責？

從校內調查、新北市教育局申訴到中央教育部再申訴，A 老師走遍了台灣教育體系的救濟機制。然而這三層審查換來的，卻只是一份份複製貼上的公文，始終沒有任何機關願意正面回答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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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 老師向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公文流向與行政疑義時，案件竟被歸類為「霸凌爭議」直接移回原主管機關新北市教育局。這種「球員兼裁判」的處置方式，讓行政程序流於形式。果然，面對受害人的質疑，教育局的回覆仍然鬼打牆地停留在「當時校長出國，由教務主管代理決行核章，認定學校無壓案」。但我們要問的是：「核章合法」等於「事情已實質處理」嗎？代理核章只能證明流程在紙面上走完了，無法證明校方真的履行了照顧教師與釐清職場環境的責任。

回顧整起案件，每一個機關都有回覆，卻都在規避真正的問題。每份公文使案件在形式上被處理，實質上卻停留在原點。這種制度性失語，讓申訴不再是救濟的希望，反而成為霸凌者的共犯，讓受害者在一次次申訴被駁回中，經歷徹底的反覆傷害。

A 老師在該校奉獻十年，最終因嚴重焦慮、憂鬱及創傷反應，住進精神專科病房治療一個多月。她選擇公開經歷，是為了讓證據接受檢驗。在此我們向主管機關提出深重的五大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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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消失的電子公文與列管紀錄何時能攤在陽光下？
  • 2.教育局宣稱的「主動協助」，是否有承辦人親自聯繫過當事人？
  • 3.急診室「自殺、不適任教師」說法從何而來，為何未進行調查澄清？
  • 4.公開咆哮與請假差別待遇，為何被輕描淡寫為「講話聲音較大」？
  • 5.限制閱覽的私人貼文遭到惡意外洩，為何未追查完整電子流向？

主管可以找人代理核章，但行政責任卻不能被代理；公文標示結案，不代表案件已獲實質處理。「打開黑箱，教育見光！」我們誠摯呼籲了十幾年，但十幾年後依舊鬼打牆原地踏步。唯有讓救濟制度回歸實質調查與公開監督，才能停止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註：本文係基於客觀文件、錄音檔及當事人親身經歷，針對公共利益事項（校園行政與申訴制度）所為之善意評論與事實陳述。相關人名與細節均已去識別化或具備客觀憑證，若相關機關或當事人對事實細節有所補充或異議，作者亦極樂意依法更正或並陳其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