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檔案陸續解密、開放，威權時代國安、調查、警政等情治機關留下的大量監控資料也逐一攤在陽光下。但當線民、告密者甚至加害者的名字一個個出現，另一個更棘手的問題也跟著來了：這些檔案原本就是「監控者寫的」，今天能不能直接拿來認定歷史真相？
國史館長陳儀深接受《新頭殼》專訪直言，台灣政治檔案開放到今天，重要資料已經出來相當多，現在真正困難的反而是怎麼讀、怎麼判斷。尤其情治機關留下的紀錄，本身可能經過選擇甚至扭曲，看到一個名字、一份筆錄，不能馬上替一個人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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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怎麼解讀、怎麼看這些檔案，現在反而是問題。」
檔案打開了，不代表真相就自動出現。對陳儀深而言，這反而是台灣轉型正義走到今天，開始面對更困難的一關。
過去談轉型正義，很容易被簡化成政治清算，甚至被解讀為針對國民黨。但陳儀深說，監控檔案愈開愈多，看到的歷史遠比政黨對立複雜。
「轉型正義不是用來針對國民黨，不是用來清算國民黨。」
只要是真實存在的威權傷痕，就應該翻出來面對。但檔案攤開後，人們也會看到監控網絡如何深入社會。
「台灣人監控台灣人，或者黨外監控黨外，政治受難者互相監控。」
那麼，一個人的名字出現在監控檔案裡，就是線民、就是加害者嗎？
陳儀深認為不能這麼快下結論。
「要有同情的理解。」
陳儀深認為，面對這段歷史必須有「同情的理解」，但這並不是要淡化責任，而是必須看見背後真正的權力結構。政治受難者之間之所以會出現彼此監控、甚至被吸收成為線民的情況，是國民黨威權統治下整套加害體系透過威逼、利誘與情治監控，操弄人性弱點所造成的結果。
因此，不能只把責任停留在個別線民身上，更必須追問，是什麼樣的體制讓人被迫監控身邊的人，甚至讓受害者成為監控另一名受害者的工具。也正因如此，陳儀深所說的「同情的理解」，不是為個人的行為卸責，而是把個人的選擇重新放回威權體制與加害結構中理解。
不過，回到個人責任，陳儀深也強調，不同線民的行為仍有程度上的差別。
「有的線民是真的很壞的，還領錢，還不斷地去做報告；有的話是應付應付的。」
因此，是否主動提供情報、有沒有對價關係、是不是長期領取報酬，以及情報最後造成什麼結果，都應放回當年的歷史情境判斷，而不能只憑檔案裡出現一個名字，就完成對一個人的歷史審判。
鄭南榕案讓他警覺 十多人被問「為什麼只留下這一份？」
談到檔案為什麼不能照單全收，陳儀深主動舉出國史館整理鄭南榕相關史料時碰到的案例。
鄭南榕自焚事件發生後，與雜誌社相關的十多人被帶去詢問。留下來的一份筆錄中，有人提到鄭南榕等人準備、投擲汽油彈。
如果只看這份資料，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雜誌社方面原本就準備用汽油彈抵抗。
但陳儀深後來愈看愈覺得不對。
「十幾個人被問，為什麼只有那個被留下來？其他人輕描淡寫。」
國史館再找其他資料、訪談相關人士，發現當年接受詢問的人可能承受相當壓力。進一步追查後，樓梯間出現汽油也另有脈絡，並不是單一筆錄呈現的「從編輯室丟汽油彈」那麼簡單。
「我們現在如果沒有多方求證，我們也會弄不清楚現在的這個故事。」
這個案例讓陳儀深更加警覺：威權政府留下的檔案，本身就是權力運作的一部分。
當年十多人被詢問，為什麼某一種說法被留下、被凸顯，其他說法卻沒有受到同等重視？如果今天的研究者只因為看到白紙黑字，就把它直接當成歷史真相，很可能不是在還原歷史，而是把當年情治機關留下來的敘事再複製一次。
所以，政治檔案公開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難的是公開以後，誰來讀懂它。
黃國書選擇退出 檔案揭露後仍須回到證據查證
當檔案從歷史研究碰到今天的政治人物，問題又更敏感。
如果經過交叉比對，資料已經相當明確，而檔案中的線民今天仍在政治場域，該怎麼辦？
陳儀深主動談到前立委黃國書。
黃國書過去線民身分曝光後，退出民進黨、退出黨團運作，並宣布不再競選立委。陳儀深認為，這樣的危機處理「還算得當」。
「算是有一點負責任，也可以算是有認錯。」
但陳儀深也提到，有些檔案涉及的人選擇否認。不過，面對威權時期情治檔案，不能因為檔案中出現某個人的名字，就直接認定對方是線民；同樣地，當事人的否認也不能取代進一步查證。
檔案只是還原歷史的材料之一，仍須透過不同來源交叉比對，釐清記載是否可信、情治人員是否有誇大或錯誤紀錄，以及當事人在整個事件中的實際角色。
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證據。
有沒有拿錢？是一次性的接觸，還是按月領取報酬？有沒有長期提供情報？陳儀深談到，有的資料只記錄一次給付，有的則是每個月固定領取。不同程度的合作行為，本來就不應全部用同一個標準處理。
也因此，檔案揭露之後真正難的問題，不只是「他是不是線民」，還包括確認之後究竟要負法律、政治，還是道德責任。
更不能忽略的是，情治檔案本身也可能出錯。
陳儀深提醒，檔案開放本身並不等於真相已經確立。尤其情治機關留下的監控紀錄，可能夾雜錯誤、偏見甚至不實內容，一旦未經充分查證就公開或據此指認個人，對當事人及家屬都可能造成難以回復的傷害。
如何在追求歷史真相與避免「錯誤檔案造成二次傷害」之間取得平衡，是檔案開放者必須時刻自我提醒的問題。
德國追究、南非重和解 行政院統合機制「角色有沒有發揮？」
談到最後，問題回到制度。
如果國史館只能公布檔案，那麼公開以後的調查、認定與責任究竟該由誰處理？
陳儀深先談其他國家的經驗。
德國對威權體制責任追究得相對徹底，有些人被查出過去的身分後，甚至不能擔任公務員、公職；南非面對種族隔離留下的巨大裂痕，走的則比較接近真相、和解與包容，沒有一路追究到底。
「這就是我們講南非跟德國的不同。」
陳儀深說，這些問題台灣前幾年曾經認真討論，現在反而沒有那麼積極面對。
促轉會雖然已經解散，但他特別提到，行政院目前仍有一個具有統合性質的機制。
「我不知道那個角色是有發揮還是沒有。」
這句話也點出台灣轉型正義下一階段的制度問題。
政治檔案分散在不同機關，開放後涉及的又可能是歷史研究、個人名譽、政治責任甚至法律問題，單靠一個史政機關根本無法處理。
至於國史館能不能扮演調查者，陳儀深的答案很清楚。
「史政機關沒有調查權。」
國史館沒有準司法機關的調查與執行能力，能做的是整理、研究、公布歷史資料；而且不能因為檔案涉及現在還在位的人，或者牽涉執政黨，就預先自我審查、選擇不公布。
「不可以這樣子吧。」
這也正是政治檔案高度開放後，台灣轉型正義留下來最難的一段路。
檔案不能不公開，但公開不等於真相已經完成；名字不能因為敏感而被藏起來，但名字出現在檔案裡，也不能直接等同有罪。從鄭南榕案的選擇性筆錄，到線民各自不同的處境，再到今天仍在政治場域的人被檔案點名，真正需要補上的，是檔案公開之後的查證、解讀與責任認定。當事人的否認不能取代查證，監控者留下的紀錄同樣不能直接作為定罪依據。
而行政院既然還有統合轉型正義的機制，下一個問題就是：檔案已經打開了，這套機制能不能把後面的查證、認定與責任問題接起來？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接受專訪。圖為國史館出版品。 圖：張良一/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