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修法，再次引發一個重要問題：醫療人員是否應有更完整的罷工權？如果可以罷工，什麼又是罷工期間不能中斷的「基本服務」？

現行制度並非完全禁止醫院勞工罷工，而是要求勞資雙方必須先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才能宣告罷工。然而制度實施至今，實務上尚無勞資雙方成功約定必要服務條款的案例，也因此有人認為，法律形式上雖然存在罷工權，實際上卻很難真正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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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修法意見主張，只要醫院能維持「基本服務不中斷」，工會即可罷工。但這看似解決了罷工權的問題，卻帶來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什麼是基本服務？

急診、加護病房或許容易取得共識，但癌症化療、洗腎、產科、精神醫療、已排定的重大手術與慢性病照護呢？更何況醫院不是可以任意拆解的生產線。急診背後需要手術室、檢驗、影像、藥局、血庫、加護病房、資訊及後勤系統支援，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缺口，都可能影響整體醫療照護。醫療具有高度連動性，產房、手術室、ICU究竟應歸於門診、急診或住院，都不是簡單分類可以解決。

因此，「基本服務」表面上是醫療管理與人力配置問題，實際上卻是一個社會價值選擇：當醫療勞動權、病人權益與公共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究竟把什麼放在前面？

這正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所提出的「共善」（the common good）觀點可以帶給我們的啟發。

Sandel認為，民主政治不能只是不同個人權利與利益之間的加總與折衝。公共政策還必須回答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我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作為共同體的一員，我們彼此負有什麼責任？

放到醫療罷工問題上，醫療人員有要求改善薪資、工時與勞動條件的權利；病人有追求生存、健康與持續接受照護的權利；醫院有維持醫療機構運作的責任；政府則有維護整體醫療體系與公共利益的義務。這些價值都具有正當性，但當它們彼此衝突時，不可能單靠法律條文或醫療專業找到唯一答案。

也因此，我認為台灣可以考慮採取公民會議來討論醫療罷工期間「基本服務」的社會底線。

公民會議可以透過具有代表性的公民參與，由醫療專家提供客觀資訊，工會說明第一線醫療人員的勞動困境，醫院說明營運與病人安全風險，病人團體提出就醫者觀點，再讓公民在充分資訊與討論後思考：一般門診可以減少多少？哪些治療絕對不能中斷？罷工可以持續多久？社會可以接受多大程度的醫療風險？

公民當然不應決定「ICU要留下幾名護理師」或「急診需要多少醫師」，這些屬於醫療專業；公民真正需要回答的是：我們這個社會認為哪些價值不能被犧牲？

當社會價值底線確立後，再由醫療、法律與勞動專業轉化為具體的必要服務、人力配置、預告期間及應變機制。如此既不讓專業凌駕民主，也不讓多數決取代專業。

更重要的是，公民會議的意義不只在產生一張「基本服務清單」，而是讓台灣社會深度思考權利與責任的關係。

如果社會支持醫療人員擁有更完整的罷工權，就必須誠實面對醫療降載可能帶來的不便與風險；反過來，如果社會認為醫療幾乎不能中斷，那麼全民是否也願意投入更多資源，改善醫療人員的薪資、工時與工作環境？

我們不能一方面要求醫療人員承擔高度公共責任，另一方面又不願意承擔維持醫療體系所需要的成本。

這正是Sandel所說的共善精神。民主不只是問「我擁有什麼權利」，也必須問「我們彼此負有什麼責任」。

因此，一場關於「基本服務」的公民會議，應該討論的可能不只是醫療人員能不能罷工，而是台灣社會如何看待勞動權、病人權、公共利益與共同責任。

我們如何定義醫療的基本服務，最終反映的，其實是我們的價值排序，以及我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選擇題不應該當成是非題來回答。

（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 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