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時期政治檔案陸續解密，讓不少塵封數十年的監控紀錄重見天日，也掀起社會對「線民」身分的追查。然而，台教會會長、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薛化元接受《新頭殼》專訪時提醒，檔案公開是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基礎，但不能因為看到檔案裡出現某個人的名字，就直接認定對方是加害者，甚至形成「看到線民就開槍」的社會氛圍。他強調，歷史真相必須建立在完整查證之上，否則可能讓無辜者再次受害，也會偏離轉型正義追求真相與究責的初衷。因此，情治單位留下的政治檔案，也需要研究、考證，而不是無條件直接將檔案的紀錄視為歷史事實。
線民身分各異 不能脫離歷史脈絡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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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表示，社會近年高度關注線民問題，但「線民」本身就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不能以單一標準看待。有人是情治單位正式吸收、長期提供情報；有人是在特定案件中協助調查；也有人是在特殊制度下，被迫承擔監控工作，各種情況的責任程度並不相同。
他指出，戒嚴時期有些政治受難者服刑或交保後，依法必須有人擔任保人，而保人除了負責擔保外，有不少人還被要求持續觀察受保人的生活狀況，並定期向政府相關部門提出報告。這樣的制度本身就是威權體制的一部分，保人定期做報告未必出於個人意願，而是在制度壓力下履行義務。
薛化元認為，如果保人在報告中沒有虛構事實，也沒有刻意誣陷受保人，僅依照當時制度完成政府要求的程序，就必須放回當時的歷史情境理解，而不能直接貼上「線民」或「加害者」的標籤。
他也提到，白色恐怖案件偵訊期間，另一類經常引發爭議的是所謂「密告」問題。有些政治受難者在遭受刑求、疲勞審訊或強大心理壓力下，被迫做出不實供述，甚至因此牽連其他人。這類情況固然造成新的受害者，但真正必須追究責任的，是採取刑求、逼供等非法偵訊手段的制度與執法人員，而不是忽略當時受害者身處極端壓迫環境，身不由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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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指出，另一種情況則完全不同。如果有人沒有遭受刑求，也沒有受到外力脅迫，卻為了個人利益、私人恩怨，刻意捏造事實誣陷他人，導致無辜者遭到逮捕、判刑，這種密告行為就必須接受歷史檢驗，也應納入轉型正義究責範圍。
是否製造冤案 才是評價線民的重要標準
談到近年社會最關注的線民議題，薛化元表示，部分接受情治單位吸收的人，確實長期監控特定異議人士、學生運動或社會團體，有些人按月領取津貼，也有人只是偶爾配合提供資訊，有的則是面對體制情治人員的威脅，才成為被監控者/團體的情資提供者。但即使同樣是線民，也不能因此認定所有人的歷史責任完全一致。
他認為，真正重要的是查明他們是否提供不實情報，是否刻意誇大、抹黑，甚至製造冤假錯案。如果有人為了領取津貼、獎金或累積績效，甚至因為私人恩怨而構陷他人，造成受害者遭到逮捕、判刑或是其他的政治迫害，當然應該接受歷史與社會的檢驗。
但若提供的資訊本身屬於事實，也沒有因此造成他人遭受政治迫害或人權侵害，其歷史評價就不能與刻意製造冤案者相提並論，仍須根據具體事證逐案分析。
保存政治檔案 才能完整還原威權歷史
薛化元特別提醒，威權時期情治檔案雖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依據，但並非每一份檔案都完全可信。他以自己長年研究《自由中國》及雷震案件的經驗指出，曾發現情治人員在報告中虛構內容，甚至浮報線民經費、誇大工作成果的案例，顯示部分官方檔案本身就可能存在錯誤、失實甚至造假。
因此，他認為，任何人若因檔案中出現名字，就直接被認定是線民或加害者，而未經考證就直接根據情治單位的記錄作論述，也可能讓無辜者再次受到傷害。所有政治檔案都必須透過交叉比對，而參考口述訪談的紀錄，以及不同機關檔案互證，透過歷史脈絡分析，才能逐步拼湊出較完整的歷史真相。
薛化元表示，轉型正義的落實，應該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歷史理解。如果社會僅憑片段檔案或傳聞就急於定罪，不但容易形成新的獵巫現象，也可能讓真正應該負責的制度設計者與決策者反而得以淡出公眾視野。
他指出，除了完整公開檔案，更重要的是保存檔案。不少威權時期的政府文件，看似只是一般行政資料，表面上與政治案件沒有直接關聯，但不同機關、不同年代留下的零碎紀錄，往往能在交叉比對後拼湊出重大歷史事件的全貌，也是釐清責任與還原真相不可或缺的重要證據。
薛化元呼籲，政府應全面檢討現行檔案保存制度，暫停銷毀威權統治時期相關檔案，建立更完整的政治檔案保存與研究機制，讓未來研究者、受難者家屬及社會大眾，都能透過完整史料接近歷史真相，讓台灣的轉型正義建立在證據與事實之上，而不是流於情緒或片面的歷史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