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隨著威權時期政治檔案持續解密，社會再度掀起「線民」議題討論，不少人關心過去究竟是誰負責監控、告密，甚至造成白色恐怖受難者蒙冤。然而，台教會會長、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薛化元接受《新頭殼》專訪時指出，追查威權時期的加害責任，是推動轉型正義不可避免的一環，但若將焦點全放在個別線民身上，甚至形成「看到線民就開槍」的獵巫心態，不僅可能造成新的傷害，更容易忽略真正應該負責的是整個威權統治的加害體制與決策者。
薛化元表示，轉型正義的核心目的，是回到民主憲政與人權價值，重新檢視威權統治時期國家如何以反共抗俄、國家安全等名義，運用公權力不當侵害人民自由與基本權利。透過還原歷史真相、釐清責任歸屬，不只是為了平反受害者，更希望讓社會記住歷史教訓，避免類似的人權侵害再次發生。
他指出，戒嚴時期確實存在少數真正涉及共諜活動的案件，但更多政治案件其實屬於冤假錯案，還有許多人雖未正式遭到起訴或判刑，卻因長期受到監控、調查或政治標籤影響，一生都活在威權體制的陰影之下。
轉型正義不能只有平反 更要釐清加害責任
薛化元表示，台灣民主化以來，社會對威權統治造成的人權侵害已有一定程度的反省，也逐步完成受難者平反與補償等工作，但是沒有探究不當動用公權力，甚至違法侵害人權者的責任，長期以來始終存在「只有被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象。隨著《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完成立法，如何追究加害責任，也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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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強調，探究加害責任必須注意事件發生的歷史脈絡及政治環境，更不能把所有責任都集中在少數被揭露的線民身上。真正的轉型正義，必須先理解整個威權統治如何運作，再依據不同角色、不同作為，分別檢視其責任，而不是一概而論。
情治體系角色不同 不能一概視為加害者
薛化元指出，目前社會討論線民問題時，最容易忽略的一點，就是情治體系內不同角色的本質差異。編制內的情治人員、接受吸收的線民、案件偵辦過程中的告密者，雖然都可能提供情報，但身分、職權、責任及對案件造成的影響，不能混為一談。
他認為，首先必須檢視的是編制內情治人員。他們肩負監控、情蒐、偵訊等公權力，如果利用職務刻意製造不實情資，甚至誘導人民犯罪、製造冤假錯案，以累積辦案績效、獲取獎勵或滿足個人利益，其責任最為重大。
薛化元舉例指出，根據目前已公開的部分政治檔案，有些原本沒有積極反政府意圖的人，在情治人員滲透之後，反而遭到鼓動成立組織或持續串聯，等到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再由情治單位收網逮捕，最後依叛亂等罪名起訴判刑。這類案件並非單純辦案，而是情治體系主動製造犯罪，再藉由司法程序完成定罪，對受害者造成極大的傷害。
「這種製造冤假錯案的情況，當然應該嚴格追究責任。」薛化元說。
但他也提醒，歷史並非只有單一面向。根據不少政治受難者的口述訪談，也有部分情治人員並未濫用權力，反而設法減少案件對當事人的傷害，甚至在有限空間內保護受害者，避免案件持續擴大。
因此，他認為，即使同樣是情治人員，也應依照個別作為加以區分，而不能因為身分相同，就直接認定每一位情治人員都扮演完全相同的角色。
薛化元表示，如果情治人員沒有捏造事證、沒有提供假情報，也沒有在偵訊過程中刑求或以其他方式侵害人權，而只是依照當時法令執行偵查工作，當然仍須放回整個威權體制中加以檢討，但其責任與刻意製造冤案者，仍有程度上明顯的差異。
他也提到，歷史上甚至出現過值得肯定的案例。例如1970年代初奉命整頓台灣大學的總教官張德溥，就曾運用自己的權限保護部分學生，包括洪三雄等人，避免他們受到更嚴重的政治迫害。這類歷史事實，同樣值得留下紀錄，並給予不同的歷史評價，而不是把相類職務的人，就給予類似的評價。
究責不能抓小漏大 制度與決策者才是關鍵
談到近年社會高度關注線民問題，薛化元強調，追查真相固然重要，但真正需要究責的，不只是曾提供情報的人，而是當年建立監控體制、制定法律、下達命令，並透過國家機器系統性侵害人民權利的決策者與加害體制。
他認為，如果社會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個別線民，卻忽略真正建構威權統治的制度設計者、政策制定者及執行體系，最後恐怕只是「抓小漏大」，不僅無法完整還原歷史，也可能偏離轉型正義追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