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泰釗專訪3（中央社記者謝君臨台北24日電）前檢察總長邢泰釗擔任檢察官近40年，見證參與近代治安史，橫跨貪污賄選、黑金政治、環境犯罪、網路詐欺等各式犯罪，他呼籲在制度上加強行政管理和預防，透過嚴謹的制度減少犯罪。
67歲的邢泰釗為司法官訓練所第24期結業，於民國70年代即擔任檢察官，今年5月7日結束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任期，告別近40年的檢察官公職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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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泰釗卸任後接受中央社專訪表示，不同時代有不同盛行的案件類型，例如早期的貪污賄選、黑金政治，黑道當上政治人物後箝制警察，導致治安敗壞，「鄭太吉案」即是知名案例。
他說，當年的「白曉燕案」、「彭婉如案」讓社會人心惶惶，金融犯罪也很嚴重，比如說掏空廣三集團潛逃出境的「曾正仁案」。
邢泰釗引用「韓非子．心度」中的「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說明，審視台灣近40年來的刑事犯罪案件，可以發現貪污、買票案件逐漸減少，除與強力查賄有關，民眾知識水平提高、國民富裕也有關係。隨著時代演進，開始出現環保類型、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接著是內線交易、詐欺、國家安全、營業秘密等案件，每個時代都有不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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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利之所在、天下趨之。」要注意時代趨勢，針對有暴利可圖的案件類型，做好風險管理、風險預防，「不要嘗試去考驗人性的弱點，只要涉及到金錢，很多平常人都可能做出不一樣的選擇；既然人性的弱點那麼不可測，制度縝密完善設計好，才是重中之重。」
邢泰釗也認為，在制度上應加強行政管理和預防，而非馬上訴諸刑法。他說，自己相當認同德國法學教授埃里克．希爾根多夫（Eric Hilgendorf）的一段言論：「刑法乃民主法治的護盾，若運用失當反可能傷害民主法治。」
邢泰釗表示，現在案件越來越泛刑法化，很多社會現象動輒訴諸刑罰解決，這個趨勢讓刑事案件不斷增加，不只檢察官工作量大，身心靈不堪負荷，整個社會也不健全，有那麼多前科犯、犯罪者，監獄爆滿，這絕非一個健全社會應有的現象。
邢泰釗建議，政府應該加強行政上的預防和管理，透過周密的立法和嚴謹的行政管理制度，避免社會上有心投機取巧的人有機會犯罪。
邢泰釗憶及，過去「黑莓卡」（國外漫遊預付卡）、人頭帳戶氾濫、第三方支付及虛擬貨幣等管理問題，導致電信詐欺案件氾濫成災，累死檢察官。
他說，事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數位發展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行政機關介入，刑事案件數量馬上急遽減少，可見要疏減訴源，一定要從行政管理與預防進行管控，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另方面，邢泰釗卸任前夕，針對曾5度判死、後改判無期徒刑定讞的強盜性侵殺人犯劉志明案提起非常上訴。理由是原判決引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認為隨機、偶發、非計畫性的強盜殺人犯行，並非「情節最重大之罪」，這樣認定有判決不適用法則及適用法則不當的違法。
劉志明案發生於民國103年12月間，劉志明欲挽回女友未果，在高雄市左營區發現買菜後準備駕車離去的退休女教師，利用被害人開門上車之際持鐵鎚重擊，搜刮被害人皮包的新台幣2000元並性侵被害人，被害人終因頭部粉碎性骨折等14處重創傷口大量失血而死。
邢泰釗說，「法律設定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好人，這是最基本的公平、正義」，但最高法院刑庭總會決議，一定要為被告利益才能提非常上訴，此一決議已經過了許多年，應檢討這個完全有悖於法律規定的目的。
邢泰釗表示，一般人走在路上，會認為又沒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也沒有跟人家結怨，為什麼要怕有人跑出來殺害，「但現在不一樣，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跑出來殺你，結果法院說這個惡性沒有比預謀來得大，造成民眾更加恐慌。」
邢泰釗說，部分法官認為偶發性的犯罪，其非難性較有計畫的犯行為輕，這違反經驗法則和論理法則，這對社會心理影響衝擊巨大，「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提起非常上訴。」但最高法院認為，原則上要為被告利益才能提非常上訴，這完全是違背法令的解釋，應與時俱進檢討，「時代不斷在改變，哪有抱殘守缺都不能改的道理。」
邢泰釗認為，如果照這個邏輯，假使有人臨時起意隨機開槍殺害數十人，結果法院判處刑度比一般預謀來得低，「這說得通嗎？」應就個案情節判斷被告的惡性，才符合國民的法律感情。「能否提起非常上訴，應兼衡被害人的權益和社會公益，不應單向被告的人權傾斜。」（編輯：蕭博文）115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