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曾經對戰後台灣的台獨運動「系譜」做過一些研究，由於黨國體制下的政治監控嚴密，台獨運動與台獨政治案件幾乎是一體兩面；就留下檔案證據的台獨案而言，可以發現它不只（和牽涉共黨的所謂紅色案件一樣）具有人權史的一般性，如文字獄、侵犯人身自由、刑求逼供等面向，更重要的是台獨運動與台灣政治發展的「密切關連性」。包括從早期海外台獨運動如廖文毅組織的牽連（如黃紀男案、廖史豪案），苦悶青少年的反叛心理（如陳三興案），到思想啟蒙（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武裝革命類型（蘇東啟案、泰源監獄案），最後是透過選舉與群眾運動（如美麗島事件），結合「獨立」與「民主」的雙重目標，終於鬆動了威權體制。作為1970年代政治犯主要集中地的綠島「綠洲山莊」，牆上寫著「共產即共慘、台獨即台毒」的標語至今猶在，可以說是台獨運動與黨國體制「交手」——或是被黨國體制「迫害」的空間證據。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或稱「彭明敏師生案」，主角是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台大法律系與政大政治所畢業的謝聰敏、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魏廷朝等三人，透過撰寫揭穿反攻大陸神話、要求集會結社自由、主張制訂新憲法等等觸犯禁忌的「宣言」，而被以叛亂罪起訴、判刑。由於彭明敏的身分特殊，本案引起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向駐美大使蔣廷黻表示關切、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於1964年11月12日在《紐約時報》投書聲援以及許多位美國學者響應費正清的呼籲寫信給國務院官員，這是影響之一；另一方面，「自救宣言」流傳海外，1966年被日本獨盟登載在機關刊物《台灣青年》、被美國獨盟譯成英文刊載在《紐約時報》，鼓舞了海外台獨運動，這是影響之二；彭明敏經過縝密計畫脫逃成功，連在偏遠的台東泰源監獄的台獨政治犯亦咸感振奮，甚至引發一場流產的監獄革命，這是影響之三。

要之，本案從1964年9月20日被印刷廠工人密告而進行逮捕開始，當局如何處置，如何受到外界壓力，如何判決、執行，為何特赦或減刑，彭被特赦之後如何被監控、軟禁，當局不准他回台大教書卻又忙著為他「找頭路」，彭如何出逃成功，謝聰敏和魏廷朝出獄以後莫名與台南美國新聞處、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扯上關連，從而二度入獄；這些曲折甚至戲劇性的經過，雖然早已有當事人自傳或口述史的交代，但就檔案史料而言，仍然「散落」在檔案管理局資訊系統的各部分，如今由國史館修纂處幾位同仁予以蒐集整理、編目排列、做註腳，對於想要理解本案的社會大眾乃至學界而言，可謂綱舉目張、至為方便。

本人曾撰寫〈彭明敏與海外台獨運動（1964-1972）〉發表於《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期（2006年12月）、〈從彭案的救援看美國對台獨選項的態度〉收入《傳承與超越：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2016年6月），主要是使用外交部、國防部的檔案；後來在蔡英文總統上任以後，檔案管理局更徹底地徵集了政治檔案，所以今天國史館要出版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史料彙編》包含了國安局、調查局的相關檔案，我自己讀了就有驚訝、意外的感覺。但是要提醒讀者：這裡面有當局羅織捏造的部分，例如台南的美國新聞處爆炸案、台北的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與謝聰敏、魏廷朝的關聯，以及所謂台獨聯盟「台灣本部案」云云。按，2008年出版的《謝聰敏先生訪問紀錄》（張炎憲主訪）中就說到，他是在酷刑逼供之下承認到台南美新處去放置炸彈；2006年他曾經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幫忙我們的都是美國人，我怎麼會去炸他們？」「要炸也要炸國民黨，炸美國人的東西完全沒有意義。」謝聰敏後來在美國有機會詢問曾在美新處服務的莊剛健和時任處長的唐能理（Neal Donnelly），他們研判是國民黨當局自導自演，因當時包圍現場的軍警不顧美方勸阻，強行進入搜查存放資料的安全室和電報室。而所謂台獨聯盟「台灣本部」，當時原只是彭明敏的構想、寫信希望謝聰敏擔任主任委員，而謝知道自己是隨時會被逮捕的人，予以拒絕，但在刑求逼供之下，他還是掰出莫須有的五位委員：林二、李敖、唐培禮太太、郭婉容和李政一。

至於「羊羹事件」就有點複雜，光從檔案來看，當時日本人阿部悠輔送來的禮物中確有一包是內含2.3公斤的氯酸鉀（可以製造不少爆裂物），註明要請唐培禮轉給Tony（謝聰敏），中間人顏艮昌剛好是調查局的內線，於是「證據確鑿」，隨後那位日本人阿部以及謝聰敏、魏廷朝都被逮捕，唐培禮、唐秋詩夫婦則被驅逐出境。數十年後，唐培禮在他所撰《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中譯本，允晨，2011年12月）一書中說，阿扁執政時期他重返台灣，曾和謝聰敏一起「回顧」羊羹事件而不得要領，才想到當年助彭出逃的宗像隆幸應該知道，於是請彭明敏將他的問題譯為日文寄給宗像，宗像回答說，這是他和彭明敏「一起想出來的計畫」……，彭一方面將宗像的回答譯為英文給唐培禮、一方面自己加了備註說：「我的腦中一片空白，對於宗像所說完全沒有記憶。但是既然他這麼說，事情必然是如此，因此對於發生在你和秋詩身上的事情，我有無限的歉意。」「我現在試著追憶我和其他參與獨立運動的人，當時候是怎麼想的。那時候的確有個一致的共識，認為需要發生某種暴力事件，才能喚醒台灣人和國民黨政府，以證明台灣並非太平無事。」個人認為，儘管彭明敏大半生是個自由主義者、頂多是自由民族主義者，反對暴力，但是面對自己年輕的時候、出國流亡前後曾經那麼militant（好戰），不免尷尬，不過他還是堅持要唐培禮「寫下真相」。

應該注意的是，比對1970年10月12日台南美新處爆炸案和1971年2月5日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的時間點，和1971年2月18日阿部悠輔「交付禮物」失敗被捕、被起出氯酸鉀的時間點，也看不出爆炸案和謝聰敏、魏廷朝的關聯。此外，謝聰敏在受訪紀錄中一再指稱送羊羹來台灣這件事，是日本獨盟的辜寬敏和許世楷主使的，頗有責怪他們「害我去坐牢」的意思，恐怕是錯怪了。這件事的發動以至結束只有宗像和彭明敏知道，連阿部也不知道禮物裡面有氯酸鉀。預計明年一月國史館將翻譯校註完成並出版的《宗像隆幸與彭明敏來往書信集》，會有更清楚的呈現。

作者:國史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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