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送走老友鄭紹良先生的星期天（9月8日）傍晚，謝聰敏夫人來電，告知我最不願聽的消息：謝聰敏先生走了。
她很低調，希望我幫她寫一篇800字的故人略歷，喪禮一切從簡，不發訃聞，不舉行公開告別儀式，僅在教會有一場家庭追思禮拜。
我整晚輾轉難眠，想到他近年來健康狀況每下愈況，有時會覺得死後無病無痛，反而是一種解脫，而好友鄭紹良前不久才告訴謝太太，等他這一趟家庭旅行回國後，會去探視聰敏兄，會不會紹良兄也不忍他身體的病痛，悄悄的來把他帶回天家了呢？
果然聰敏兄過世的消息，我一早起床，就有美國的朋友傳來訊息，接著來自四面八方，很多人詢問。聰敏兄，您不寂寞啊，很多人感念您對台灣的付出啊．．．
我清楚記得，1978年，中壢事件剛過不久，我決定和陳鼓應在台北市聯合競選，很多獨派朋友反對，認為我不應該和統派在一起，謝聰敏獨排眾議，他跑去向田朝明醫師等朋友解釋說，當前黨外勢力太小，大家要先團結起來對抗國民黨；然後他又很認真的告訴我：「我買了一台影印機，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到我那裡去印。」原來他當年的自救宣言就是少了影印機，否則他也不必被關那麼久啊。
1934年出生於彰化二林的謝聰敏，就讀彰化中學時，因為考試時把答案偷偷傳給同學抄，兩人雙雙差點被退學，朋友的父親去說情後，他轉學考上台中一中；台大法律系畢業後，就讀政大政治所時和刺蔣英雄黃文雄相識，他要印自救宣言前先請教新聞所的黃文雄，黃文雄介紹家中開印刷廠的黃姓同學，同學說，陳鼓應的稿子都是在他家的印刷廠印的，不方便再印謝聰敏的東西，但他教謝聰敏一些「撇步」：自己去買鉛字，自己排好版後再送印，以逃避特務的追查並降低風險。
「我們當年的自救宣言，我只是希望把事實講清楚。我參考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寫成一篇宣言，因為魏廷朝文筆比較好，我就請他潤飾，不過他沒有改；後來彭明敏教授說文章不要太長，就把文字減為1000字。不過，在送印刷廠印刷途中，就被人檢舉而全遭查扣了。」
「自救宣言案」謝聰敏被判刑10年，1970年假釋出獄，正好海外發生424事件，他唯恐黃文雄的家人被報復，特別帶紐約時報記者 Donald Shapiro 到黃家採訪，記者反而擔心謝聰敏會被抓。
謝聰敏說，刺殺蔣介石的接班人，在當時是極度危險的事，唯一可以保護黃文雄的家人不被特務報復的方法，就是讓統治者知道外國媒體記者很關心黃家人的安全，萬一真有什麼事，外媒的報導會讓蔣家吃不消。
特務不敢當場逮捕謝聰敏，卻在1971年以謝聰敏主導花旗銀行爆炸案羅織，也算是對於彭明敏成功逃離台灣的報復，可以想見，這次坐牢，謝聰敏受到更多酷刑，後來是因為他拜託一位日籍難友出獄時幫他帶信（謝聰敏前一天洗澡後，把寫好的書信放在垃圾桶旁，隔日，難友等出獄前搜身過後，假借要上廁所，到垃圾桶旁拿信，才成功「偷渡」信件，後輾轉登在紐約時報，外界才得知謝聰敏已被上腳鐐，意味可能被判死刑，而由台獨聯盟在海外展開救援行動，謝聰敏得免一死。）。
謝聰敏說，當年因為年輕，被刑求到兩肩脫臼而不自知，直到近年年歲漸長，又因出獄後吃了很多傷藥，洗腎多年，才發現經常全身痠痛難耐，醫師檢查告以他的兩肩都已脫臼多年，無法復原也難以治療──那種酷刑造成的終身傷痛是正常人身心難以承受之痛。
近年來，黃文雄自己的健康也有一些問題，卻常想到老友，他曾特地到謝聰敏家和他聊天，還貼心的讓謝太太外出稍事喘息。
去年黃文雄的弟弟黃富雄因肺癌辭世，身為大哥的黃文雄說他們不舉辦傳統的告別式，只在家中邀請黃富雄生前好友，大家隨意聊聊，每人以各自的方式向故人道別、向家屬致意，謝聰敏也特地趕到黃家，老戰友聊起往昔，彷彿又回到半世紀前意氣風發的年代。
黃文雄說，謝聰敏從學生時代就無時不刻想顚覆國民黨政權，謝聰敏還曾和李聲庭兩人一起到陸軍官校教書，打算徹底從軍中造反，那時他們的用語是「ㄎㄧㄝ（促音）番仔火（點火）」。
謝聰敏說：「你不說我都忘記這件事了。」他說他只是書呆子，他的畢業論文寫的是〈憲法保障的人身自由〉，舉了很多白色恐怖的不當逮捕案例。他和李聲庭兩人到陸軍官校教書時，他們考試是用是非題，兩人想了很多很特別的題目，目的是給陸官學生一些民主洗腦。
謝聰敏說，他的指導教授劉慶瑞和彭明敏交情很好，謝聰敏的論文讓劉慶瑞印象深刻，還和彭明敏談及此事，因此，當謝聰敏為了自救宣言的構想去找彭明敏時，立刻就得到彭明敏的同意。
謝聰敏先生於1979年赴美，黑名單解除後返台。在美期間，他將許多戒嚴時期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寫成專書《談景美軍法看守所》（臺北前衛），是揭發國民黨早年惡行的重要著作。曾任第二、第三屆立法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
1991年，謝聰敏在故鄉二林競選國大代表時，遭到二林黑道圍毆入院，他控告黑道行徑，卻遭反控，事後寫一本《黑道治天下》（1995），詳述國民黨政權與黑道勾結治國之本質。
2000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曾宣示拉法葉案「動搖國本也要辦」。時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謝聰敏很認真的去追查真相，卻一再遭受阻力，並因而退出民進黨（但也因而成功追回8.75億美元的法國政府賠償）。他支持一位記者將追查的情況寫成書：《誰動搖了國本──剖析尹案和拉法葉弊案盲點》（2001）。
有關他的事蹟，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以多年時間訪談，編著成書《臺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2008臺北國史館）。
早年白色恐怖受難者出獄後，無論社會與家庭的接納等方面，都遭遇到很大的困難，謝聰敏先生擔任立法委員期間，特別致力於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審判受難者的平反與補償，並持續關心許多受難者財產遭到沒收追討無門的問題。
為此，他鍥而不捨的到監察院追究戒嚴令頒布之不當。案經監察委員黃煌雄、劉興善及葉耀鵬受理並提出調查報告， 2010年8月11日經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國防及情報委員會通過，認為當年發布戒嚴程序可能有瑕疵。因為戒嚴令並沒有經過總統（李宗仁）簽署公布，並主張本案應由司法院大法官最終認定相關法律效力。
曾經擔任過法務部長的施啟揚是謝聰敏的同學，他告訴謝聰敏說，真要逐一平反當年那麼多相關案件，臺灣的司法會因負荷不了而「當機」；不要說其他案子，光是退還沒收的財產一事就可能要編列幾千億的預算。這些被沒收財產的受害者中，台灣人、外省人，甚至國民黨裡的人也有，「所以我推動這些案子時，起初國民黨試圖阻擋，到後來阻擋我的人反過來拜託我積極去做。」謝聰敏說。
謝聰敏近年因為健康狀況不佳，鮮少出門，但依舊關心時事，他的一生做出了很多台灣人所不敢做的事，為台灣戒嚴時期不當審判受害者得到起碼的補償，我曾說，受難者不應該只得到補償，政府應該道歉並賠償，他樂觀的說：「那是下一步我們要做的事，接下來就要求賠償！」
他也不斷在想要如何彌平本省人和外省人間的嫌隙，不時給我們一些他的創見。
而今，這些他的未竟理想，會不會隨著他的逝去而消逝？眼看他生病這些年過的深居簡出的生活，是年歲限制了他無窮的愛鄉情懷，後來者能體會嗎？他的理想也是我們的共同理想能實現嗎？
作者為前立委、台獨運動者、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