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台灣的總統參選人拋出重啟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談判議題，雖然強調仍在內部討論，但消息一出仍引起輿論沸騰。事實上，台灣與中國的服貿爭議在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生運動已有許多討論，反服貿成為台灣當時的主流民意。雖然我們不清楚政治人物發言是否有所依據，或僅是要吸引社會的注意力而不在乎其意見表達可能對社會產生負向的影響，但是，我們若對於中國經濟現況、世界與中國關係的變化以及中國目前對於數位服務業的管控情形有所了解，就會知道目前不會有任何國家與中國簽訂任何形式經貿協定。
中國經濟除了衰退還有通貨緊縮的疑慮
就目前中國的經濟狀況而言，第一，相較於去年(2022年)中國經濟成長率為3%，2013年與2014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7.7%與7.4%，雖然經濟成長率會隨著一個國家經濟量體變大而趨緩，但是，中國經濟成長率創新低與其中共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有極大關連。第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4月份與5月份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高達20.4%與20.8%，連續2個月創下2018年有統計以來新高，為此，中國人民大學翟東升研究員在第五屆中國政經四十人論壇也對青年失業現況表示憂心，認為這是南歐國家治理出問題才會出現的狀況。第三，經濟成長的上下波動是常見的現象，但是，翟東升認為中國經濟目前已經出現通縮的疑慮，即中國內需正持續減少。
中國與主要國家的經貿關係正在惡化
就中國與主要國家的經貿關係而言，自2018年以來，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科技出口管制已愈來愈嚴，在美國明確的科技管制架構下，日本經濟產業省也於5月23日公布將23個品類列入出口管理限制對象名單，並於下月23日實施高端半導體製造設備出口管制政策。歐盟執委會則在本月20日發布「歐洲經濟安全戰略」文件，強化歐盟對先進軍民兩用產品輸出管制和投資，降低技術遭到外流和竊取的風險，避免外國競爭對手危害歐洲安全，例如，中國對於立陶宛的經濟脅迫。此外，5月底剛結束的七大工業國(G7)廣島峰會也強調與中國交往應去風險(de-risk)，G7也特別強調對於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的重視。同時，原本與中國關係密切的中東歐國家，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已於去年與前年陸續退出中國與中歐及東歐國家的17＋1合作機制。由上述主要國家的立場可知，從2013年至今，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已大幅降低，各國對於中國的管制也愈來愈嚴，因此，我們只有看到繞過中國的經貿協議與供應鏈重組，例如，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韓國對於中國的巨額出口順差已轉為逆差
更重要的是，與中國經濟關係良好的南韓在今年4月底與美國發布《華盛頓宣言》(Washington Declaration)後，南韓總統尹錫悅對於台海安全的看法也引起中國的反彈。事實上，韓國對於中國的貿易順差由2018年的556億美元降至2022年的12億美元，今年已呈現逆差，這也顯示韓國一來要面對中國經濟衰退所導致的中國需求下滑，二方面又需面對中國紅色供應鏈替代對韓國產品的替代效果，故韓國對於中國的逆差持續擴大。
與中國交往 勿忘其對數位平台業者的干預
再者，於Covid-19疫情爆發後，數位平台的發展是目前服務業的主要發展趨勢之一，阿里巴巴、騰訊或滴滴打車等數位平台業者的發展也吸引全球投資人的目光；可惜的是，2020年底中國政府終止螞蟻金服的上市申請後，各國對於中國數位平台業者有無能力維護資料安全擔憂已愈來愈大。由於台灣數位平台的發展與中國有不小的落差，因此，台灣相關服務內容的提供者難以在中國與當地業者競爭。但是，中國的數位平台業者將可能因服貿協議而「合法」進入台灣市場，此時，台灣政府要求中國業者強化資安，只是多此一舉，台灣消費者的個資將可能直接輸出中國。
最後，與他國簽訂經貿協議的重要前提是，我國廠商可以擴大海外市場與增加獲利，在中國經濟衰退與資本管制加嚴的當下，與中國簽訂任何形式的貿易協定除了無法增加獲利外，有獲利也無法從中國匯出，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故台灣與中國已不存在簽訂服貿協議的基礎。若再考慮中國過去對台灣農與產品的單方面制裁，與中國簽訂經貿協定的想法可能是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也可能是詐騙集團的手法。
文／蔡明芳（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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