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別的藍、綠兩大勢力，在政治上常有「非藍即綠」的狀況。不過當2014年「白色力量」台北柯文哲上任，以及2015年政黨時代力量成立，似乎讓政治版圖不再僅限藍綠。時代力量更在2016年大選，贏下立法院5位立委席次，成為立院中的第三大勢力。而民進黨與時代力量之間在近日卻出現「矛盾」…

太陽花學運成員、時代力量前發言人，現任台北市議員林亮君特助的時力黨員吳崢今（30）天在臉書上PO文，以「時代力量的問題」為題，提出【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時代力量與柯文哲】、【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五項時力面對的最大問題。

吳崢指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連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近來時代力量的路線問題再次受到外界激烈的質疑與批判，過去同樣的情形已發生數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日前我就已對黨公開呼籲過，時代力量過去四年動輒面臨是不是「小綠」、「與柯文哲合作」等質疑，就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不要說外界，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過去時代力量屢次流出內部分歧的消息，媒體常以「分裂」、「派系鬥爭」下標解讀，事實上並不正確，因為時力內部從未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頂多「不和」，這代表黨本身沒有堅硬的外部框架，主要成員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約束，致使各方都不願花費撕破臉翻桌的成本在內部收攏意見。黨內部無法透過衝突解決問題，導致當核心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往往流於議而不決，甚至不議讓問題擱置，或索性各幹各的，多頭馬車。
　
外人或許覺得殊難想像，但這確實是時代力量一直以來的問題，或至少在勞基法二修，時代力量至凱道前抗議後，路線問題就成為黨內房間中的大象，無人觸碰，或是被認定無法解決，不知從何解決起，只能讓問題靜靜地躺在空氣中擱置，等待時間自然淘洗出結果。
　
這並不是黨中央同仁或黨主席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時代力量要面對的結構困境，時代力量黨中央從未有過凌駕幾位立法委員，特別是三位區域立委的權力，因此無法以中央決策強力主導黨的方向，就算真的想這樣做，恐怕也要面臨如何執行的問題。
　
檯面上主流政黨的權力結構，國民黨是早年接受俄羅斯共產國際扶植的政黨，黨組織完全繼承共產黨，也就是所謂權力集中的「列寧式政黨」，民進黨在成立時高度參考國民黨的組織架構，而時代力量的黨組織架構再同樣高度參考民進黨黨組織架構，三者殊途同歸。列寧式政黨或許聽來陌生，其實台灣人非常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所認知的政黨樣貌，就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特色是類似政府或軍隊的科層化組織，由上而下，中央到地方一條鞭領導 ( Chain of command )，我們以為政黨就是長這樣，其實列寧式政黨是一種特殊模式，在世界上並非常態。
　
時代力量雖然引進若干網路參與的機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在黨內部產生決策後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傳達，這在包括提名程序等各項黨務運作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對缺乏經驗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既有制度是最快速也最低成本的方法，國民黨的全代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黨的全代會、中執會、中常會；時代力量的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基本上是同一套運作邏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要能夠揮動軍旗、號令部隊，背後當然要有權力支撐，國民黨過去有槍桿子和黨產，無須多說。民進黨則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給予即是支配」，這分兩個層面，一是民進黨自黨外至今的多年發展中累積了穩固的群眾基礎，在地方公職選舉中，被黨提名即有相當高機率能夠當選，「民主進步黨」這個招牌就是黨紀約束力的來源；另一部分是能夠匯集社會公信與資源的頭人，透過自己的分配管道建立系統，頭人在系統內部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後來也發展出民進黨獨特的派系文化。
　
回到時代力量，時力黨中央的權力基礎呢？時力財務本身相當吃緊，候選人基本上都要自己想辦法募款打仗，而在社會支持方面，時代力量的政黨認同度大約都在10%上下，對於當選門檻和這個數字差不多的縣市議員來說，黨的招牌的確有相當的價值，因此必須尊重黨的決策，但對於當選門檻是過半的單一選區立法委員來說，狀況就不盡然相同，更何況是對2016年時力首戰告捷的三巨頭來說，更是如此。
　
當年號稱理念型的政黨，除了時代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小黨，例如社民黨與綠黨合作的綠社盟。時力與綠社盟在意識形態、政策方向上均差別不大，為何最後時代力量贏下三席區域立委，外加政黨票74萬票，斬獲兩席不分區立委，突破政黨補助款門檻，而綠社盟鎩羽而歸？除了社會的期待，當然也和洪林黃三人當年的社會光環與背景資源脫不了關係。
　
權力只向它的來源負責，對時代力量這樣原本沒有基礎的政黨來說，是因為有了黨，才有這三名立委；還是有了這三個人，才有後來的時代力量？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也因此注定了黨組織無法凌駕開國功臣的命運。試想，如果今天黨強制要求區域立委某事而得不到配合，那麼黨有什麼後續手段嗎？黨能夠承擔得起損失這三位立法委員其中一位嗎？有任何一位黨主席擔得起這個政治責任嗎？
　
這舉例雖然極端，但只要一想就能明白黨的癥結何在，決策參與機制可以擴大，但至今仍未突破這個權力結構的硬傷。與其說黨中央向外下達命令，不如說從進入國會開始，諸侯共治才是它的真實樣貌，顯智主席雖貴為黨主席，但在幾位委員之間權力不會超過民間的調解委員會。
　
時力雖有剛性政黨的制度設計，但從未備齊運作這套機制所需的權力集中，也不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鬥爭，來凝聚黨的路線以及釐清政治責任歸屬。沒有共同利益、也沒有更高的權力作為桶箍，一旦這三人無法互相退讓合作，也不試圖以強制手段逼迫對方妥協，那就注定黨陷入失能的分歧狀態，大家各走各的路，美其名為柔性政黨，其實黨不像黨，這幾年時力各種狀似精神分裂的內部邏輯矛盾，其根本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