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進黨創黨秘書長、組黨十人小組成員黃爾璇今年2月9日辭世。他生前於1978-1983年在東吳大學政治系擔任專任教授；但在當時戒嚴時空環境，校內外充滿肅殺氣氛，他因為一場沒有出席的黨外市議員旁聽活動遭當局解聘，學校政治系也被減班。新頭殼重刊1983年9月24日第七期黨外雜誌「前進廣場」兩篇文章「第一部分：東吳政治系風波：黃爾璇事件始末記」及「東吳政治系學生致端木愷校長原函：我們必須挺身而出」，還原當時的事件所處的社會氛圍。至於第一篇文章的作者「廖紹明」，則是黃爾璇當年學生黃嘉光的筆名。
第一部分：東吳政治系風波「黃爾璇事件」始末記
文/廖紹明
東吳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黃爾璇博士遭東吳大學「解聘」一案，九月十二日經自立晚報率先刊載以來，已有多家報社陸續跟進報導，自此，「黃爾璇事件」所造成的震撼與影響，逐漸在新聞界、政治圈及各大專院校等學術性團體中擴散開來，而「黃爾璇事件」的後續發展，也開始受到各方面的注意。
黃爾璇博士被東吳大學解聘，早在六月二十九日期末考最後一天即已定案，「解聘書」還是由東吳大學前任校長端木愷具名發出，許多接近黃博士的新聞與學術界的朋友，亦早已獲知此事，可是這件事仍然被壓了兩個月多之久，才在九月十二日——東吳大學開學日見諸報端；而且，報上所論述到的部分，仍然帶有相當自抑性的色彩，許多關鍵性的癥結部分，只是點到為止，未見有更進一步的探索；而公諸報端的部分，又有大半篇幅是在談論：所謂「解聘」其實是「不續聘」、「不續聘」的理由是因為政治系學生出路不佳故須裁班裁員，....這種種現象，反而顯示「黃爾璇事件」本身的不單純，以及東吳校方淡化這個事件的意圖。這種形式的與論傳播效果，除了較為了解學術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少數學界人士較能知其隱意之外，並無法為一般大眾傳播描繪出一個較完整的輪廓，更遑論為「黃爾璇事件」提出答案。因此，「黃爾璇事件」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將使得問題的本質隱晦不彰。
「校園間諜」的事實
許多接近黃爾璇博士的人都知道，黃爾璇是一位溫文儒雅的讀書人，由於他相信當固持讀書人耿介的操守，有一份忠於學術與真理的道德良知，使他在教授課業之中，向來不輕易做違背良知與常識的言論。雖然他身為國民黨員，又有在政治作戰學校任職的經歷，卻不能影響他一分一毫的學術立場。民國六十七年。他受邀參加國建會，在政治外交組中發言中懇，態度誠意，支持政治民主改革的言論，亦極受與會人士好評，然而，政府有關方面卻有另一種不同的「戒心」，使他在校園中憑空受到特別的注意。而後國內極右勢力代表「疾風集團」，一度竟在東吳大學中的演講會中指責黃爾璇為黨外人士講話，並攻擊黃爾璇在課堂中的言論。「疾風」把政治的暴戾氣息帶進東吳，卻也同時暴露了東吳在有「校園間諜」的事實，一時之間，令東吳政治系師生頓然感到真實政治的惡劣勢力正在侵犯純樸的東吳校園。
雖然東吳大學位處偏僻地，不容易受台大、政大等主力大學的自由學風的影響，可是在民國六十六年、六十七年那幾個年份裡，國內政局正有劇烈的變動，一向保守的東吳政治系學生也開始嗅覺政治氣氛的變化，特別在民國六十八年底，由於高雄事件的發生，更加促東吳政治系學生對國內線時政治的關心，當時身為政治學專任老師的黃爾璇更經常被同學要求做有關國內政局的分析，黃爾璇曾深受「疾風集團」亂箭傷人之害，對於同學們的要求事實上是既感為難又不忍讓同學失望，因此囑咐同學們應嚴守學生本份，正在研究者的立場多方觀察，才能增進對事實的了解。
民國六十九年，歷經高雄事件軍法大審時期與面臨年底立委改選的新的一批大一新生，在這一年秋天進入東吳政治系，由於他們正處在一個國內政局多變的時代中，在政治方面的常識也就不是一般一無所值得入門生可比，這一屆的學生在課堂上比較敢言，態度積極，詞鋒銳利，負責政治學課程的黃爾璇，為了應付A、B兩班同學的質問，相對增加了他準備教材的時間與肆應問題的次數，黃爾璇雖然知道課堂多禁忌，卻又不能回的同學們渴望求知的需要，慢慢地，他在政治學理論方面的傳授予對政治現況的分析，被同學們要求做相關比較次數所有增加，在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眼中看來，這種情事的發展歷史的保守的東吳政治慢慢產生變化，觸角敏銳的安全單位，更早已察覺此種情形，而必然有所注意了。
頒布禁辦班刊的禁令
這一屆學生升上大二之後，他們雖然仍然在上黃爾璇的課，但由於課程係屬於行政學，本質上不同於政治學，整個課堂上的氣氛已不比大一時的熱烈，黃爾旋被要求做實務分析的情形已大為減少，但是在學生方面，他們思考方面以更具有獨立性與判斷的能力，在學生活動方面，自然也較為積極，在大二下學期，這一屆的學生合資出了一份「聯合班刊——蓄艾」，他們在這份「聯合班刊」中發表了他們對選舉、意識形態、憲政獨裁等政治問題的看法，其中亦不乏尖銳的話題，這份刊物的出版，自是備受學校當局的注意，因而導致學校訓導單位頒行禁令，不許全校各系各班辦班刊，激起各系一片抗議之聲。
民國七十一年的秋天，這一屆學生已經是大三高年級生了，他們開始接掌政治系學會，正式把活動納入學生組織結構中運作，在開學後不久的九月三十日，他們創刊發行一份系級的「東吳政治月刊」，在這分八開大小、報紙型的月刊中，報頭下刊登了一則黨外「深耕」雜誌的廣告，刊物內容亦被視為具有濃厚的黨外色彩；出刊不久，立刻引起學校訓導單位的重視，總教官、訓導長均曾與系主任杜蘅之會談，要求處分主編同學，並撤銷發行。系主任杜蘅之站在愛護同學的立場，力主不須處分同學，並允諾此後不再刊登黨外雜誌廣告、文稿亦必親自過目而使月刊順利發行。然而，自此之後，校內訓導單位及校外情治單位，則已將東吳政治系認定為次於台大政治系之「黨外政治系」。
從二年級的班刊到三年級的月刊，主要的活動主體率皆學生自身，不意在月刊發行後不久，政治系突然出現一份匿名傳單，除攻擊月刊主編同學之外，更隱約攻擊「黃老師等」在課堂上製造意見領袖，令政治系壟罩在一片莫名的懸疑氣氛當中。而該次事件，校方尚且對此是採不問不答、不予處理的態度，更使得同學對校方有不可信賴的感覺。
誣指黃爾璇為幕後策畫
十一月九日，政治系學會為了履行事前對二年級同學的承諾，於當天下午二時卅分舉辦台北市議會旁聽活動，是由系學會學藝組策畫執行，事後竟因執行同學交託黨外市議員謝長廷代辦入會旁聽，而遭議會「人事二」行文教育部及東吳校方，指控二年級導師黃爾璇帶領同學聆聽黨外市議員質詢，並帶領鼓掌，要求加以處理。東吳校方接獲公文之後，立刻著令課外活動組約談相關學生，並要求書寫報告，接受約談的學生未曾答允，但在老師部分，由於事關黃爾璇教師清白問題，黃爾璇曾經自行調查這件事件始末，繕寫了一份備忘錄給端木愷校長，說明原委。
這個台北市議會旁聽事件，是由系學會學藝組長負責辦理，而十一月九日下午，有黨籍市議員與黨外市議員兩個小組質詢，因而在有向相關任課老師請教後，即向系方申請核准在案，由於擔任二年級導師的黃爾璇是日在中興法商學院兼課，並未獲得主辦同學通知，而且此種活動向為同學自立主辦，也未曾向黃老師預先報備。結果市議會「人事二」竟指稱黃爾璇率隊前去旁聽，並聲稱市議會有同學代簽名情事，有關方面卻又改口說這是黃爾璇在幕後策劃，已有執行同學向校方書具報告，問題是接受約談的兩位主要負責同學並未以同校方要求寫報告，則所謂「報告」一節，卻成為雙方各執一詞而有關方面不敢提出原始報告的疑案了。
事後，原在台中日月潭的全國研究生聯誼會，突然發生一則插曲，一位教育部主講先生在會中點名批判黃爾璇在課堂中散布黨外言論，並率領同學至台北市議會聆聽黨外市議員質詢，事經東吳政治系畢業的研究生傳回台北，並經查證結果證實，該位先生也無法提出具體證據以證明黃爾璇到過台北市議會。最後，兩名主辦同學受到校方記過處分，黃爾璇部分，似以不了了之了。
黑函攻擊黃爾璇
七十二年五月二日，政治系學會再度改選，事前，由於二年級Ａ班的會長候選人選有二名同學相持不下，在同學堅持宜以一名代表Ａ班參選的情況下，擔任二年級導師的黃爾璇乃被要求主持協調，在同學們投票決定班級代表之後不久，東吳校園竟又再度傳出黑函事件，藉著黃爾璇主持協調這件事，攻擊黃爾璇干預會長選舉，並在學校餐廳暗中張貼海報，做相同的攻擊。而對這些明顯影響到校園安定的行動，東吳校方，乃至校外的情治單位，並未表示對該等事件的重視，比起台大學生普選事件來，甚至可以說是反應遲鈍，而東吳政治系師生在面臨匿名者的無端攻擊之餘，心理上普遍都有一份異樣的感覺了。
與會長改選的同時，黃爾璇不但身受黑函造謠攻擊，又傳出學校有數位老師及助教聯合排斥他，有意將他的政治學取消，轉傳給一位剛獲博士學位不久的兼任老師，並打算將他的行政學改為選修，黃爾璇身為專任教師，竟要被取消教授必修科目的課程，而且係針對政治學一門課而來，黃爾璇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不平，主動將這件事向同學宣布，引起愛護黃老師的同學的不滿，因而陸續向系主任反應，要求學校不要更換教師。政治系主任杜蘅之亦曾向黃爾璇及少數一、二位同學說明這是「外界」對黃爾璇不滿所致，學校方面恐將無法獨立自主。然而，經過許多同學不斷地向系主任面談，並在同學間醞釀聯名陳情的時候，校方為了避免事態過大，卻又突然宣布黃爾璇的政治學將不予更動，同學們也在黃爾璇的要求下，暫緩了進一步的聯署行動。
不料，在六月二十九日東吳大學期末考的最後一天，黃爾璇突然收到前任校長端木愷的雙掛號信函，表示將不再續聘黃爾璇為政治系專任教師，黃爾璇終於了解東吳校方的安撫行動只是緩兵之計，他以及關心他的同學全都被東吳校方給騙了，他們已經下定決心要把黃爾璇趕出東吳大學，所謂調課，只是解聘的煙幕而已，而挑在期末考之後才解聘黃爾璇，正顯示他們的用心，是將這個敏感問題隔離在一個不容易被挑起事端的時刻，更妙的是，行文解聘黃爾璇的端木愷，同時在學期結束後辦理退休，留下來的問題，繼任校長楊其銑大可推得一乾二淨，同學們又找誰來表示對此事的不滿呢？
對自由派學者的懲戒
九月十二日以後的報紙，開始將這件事公開，「黃爾璇事件」的影響，也將逐漸引起議論，而東吳校方竟然強詞辯說係為裁班的不得已措施，仔細分析東吳大學近年來的發展，和「黃爾璇事件」所代表的意義，不僅有懲戒自由派學者的意味，更是得政府有關方面在壓抑學生活動的行動具體化。
1983年前進週刊報導黃爾璇事件。 圖：黃嘉光提供
